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就在对统治中国共产党六十余年的党史伪造学派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认真清算。何方指出，中共制造伪史的源头，是延安整风和产生于延安整风的“党史编篡学”。何方称之为“党史编篡学”的“胡乔木学派”，包括后来加入的胡绳等人。我看称之为中共党史伪造学派更为真切。决定伪史“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人。胡乔木不过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们的“一枝笔”，从替毛泽东伪造第一个历史决议始，到替陈云、邓小平伪造第二个历史决议止。今天毛泽东、陈云、邓小平、胡乔木虽已去世，这个历史伪造学派仍以这两个历史决议统治中共党史研究，不准越雷池一步。
一、塑造毛泽东神话的两个历史决议
何方的《党史笔记》，着重清算了中共党史伪造学派制造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这个历史决议伪造的遵义会议神话。
对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有许多流行的说法，譬如说是批判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之类。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以“研究与清算党的历史”为手段，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为论证毛泽东的正确和其他领导人的错误制造的假想敌。
事实是：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整风前，七大代表已从各地选出。一九四○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毛泽东曾于一九四○年四月二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即任弼时）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
但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改变了想法，认为“为确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统一全党认识”；并亲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准备编《六大以来》文献集，作为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思想的“基本武器”。
效法斯大林编党史
一九四一年二月，毛泽东任命胡乔木为自己的政治秘书，参与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何方指出：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为了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为延安整风的基本武器。”
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制造的第一个神话，就是遵义会议，即所谓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何方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这个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历史转折”纯属伪造。
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
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是制造遵义会议神话的高峰。为了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后再度拔高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领导的神话，中共党史伪造学派根据陈云的一个所谓《传达提纲》和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覆》，以及一些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便按照陈云的指示“一锤敲定后不许动”，把遵义神话敲定为“不许动”的党史。何方指出这部《遵义会议文献》充斥荒唐可笑与自相矛盾。如：
《遵义会议文献》自相矛盾
──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重要发言，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张闻天批判“三人团”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不“重要”了。）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洛甫（张闻天）说，现在要更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这是典型的“今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拥毛的文革语言和八十年代邓小平“让胡耀邦做做看”的办法用来制造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神话。
还有陈云那份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在“考证”后说：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可疑的是从未发现有人听过陈云按这份“提纲”的“传达”。而这份“传达提纲”，也未在中国发现，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接收来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陈云确认。这一“文献”的标题，也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方认为，陈云此件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可能是“传达提纲”。他判断可能是陈云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陈潭秋、扬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
其实此事前人早有发现。因为陈云给共产国际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国的党史专家司马璐早在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做过引证，并注明“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义会议上，毛批评博、周路上不愿多打仗，行军像搬家似的，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遵义会议后，毛指挥军队大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
陈云早年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真本，比他半个世纪后“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伪本，恐怕更接近事实。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或发牢骚，均表达不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哪里有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真正的历史转折，一锤敲定
真正的“历史转折”，真正的“一锤敲定”，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从此在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上被抹掉了。这是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第一枝笔”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篡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篡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篡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篡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不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相对于对毛泽东错误的掩盖，对所谓“反毛”的“左”倾中央的错误则予以夸大。如“左”倾中央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维峻）、古（柏）”的文献，《六大以来》收进四篇之多。事实上对“邓、毛、谢、古”的党内斗争，受错误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职处分，调走做别的工作。如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不久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而毛的反AB团富田事变，错杀成千上万红军指挥员和革命战士。
一部以毛泽东划线精心取舍、形塑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三年延安整风和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完成了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或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绝对统治，同时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学派曾一度遇到危机。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以毛泽东划线作为判别历史是非的标准。随着胡耀邦对中共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检讨中共历史问题，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见。
邓：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一九八○年三月，邓小平提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陈云讲得更露骨：“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
至于普遍关心对历史问题的重新检讨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邓小平说：“对过去事情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仍由胡乔木负责。
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乔木、邓力群在邓小平、陈云直接领导下，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了一年零三个月（胡耀邦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之一，他的意见被邓力群传出邓小平的一句话，“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何方指出：“两个决议一脉相承，前者（第一个决议）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第二个决议）是前者的延续。第二个决议还特意（根据陈云意见）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篡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何方正确地指出，胡乔木由于“长期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护人。”但他又肯定“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我以为这是何方以己之真诚与正直，错度了胡乔木虚伪与阴险之心。
历史学家黎澍，对胡乔木的人格品质曾有一针见血的揭露。黎澍说：“胡乔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制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赞他‘灵魂最美’、‘改造最好’，胡乔木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最美最好的伪君子。”
胡乔木猎杀“自由化”对象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篡改伪造历史。树立毛思想、邓理论绝对权威，靠的就是胡乔木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伪君子。我曾亲见胡乔木怎样出谋划策，不但构陷陆定一、周扬等与他同辈的党内知识分子，就连他的后辈青年都不放过。
文革时胡乔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时接待来访者谈陆定一。胡乔木揭发陆定一的大字报就贴在中央宣传部大院。胡乔木揭发毛泽东同陆定一在陕北行军时曾遭敌机轰炸扫射，而向敌方通情报的可疑者是陆定一。描述过程离奇如间谍小说。我曾为此问过陶铸，陶铸说他从未听说，也不可信。那时陶铸任中宣部长，同时担任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长，他对胡乔木的构陷不予理会。后来陶铸被打倒，专案组被另一名伪君子陈伯达接管，陆定一竟被定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胡乔木在邓小平手下的十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不但扩建了他的中共伪史学派的庞大队伍，而且专为邓小平、陈云寻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猎杀对象。胡乔木的战略，是全面、彻底、干净的歼灭战，年老的不放过，年少的也不放过。不但他自称的“老战友”，如陆定一、周扬、于光远，一个个被他以邓小平的名义，扫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从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苏绍智的新闻与理论，到刘晓庆的电影，李谷一的歌声，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听到过他那激昂慷慨、声色俱厉的讨伐，甚至宣布要同准备出版《胡适文存》的某出版社“决斗”。真是所向披靡，伟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着《史通》，指出中国有良史传统，也有伪史传统。
刘知几认为良史应具备三个条件：史学、史识、史才。后来章学诚加了一条史德。史学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别真伪。史识指驾驭与分析历史事实的洞察力。史才指写作才能。史德，就是为写出信史、拒绝作伪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难以产生信史的人为因素是，史料被伪史学派垄断。敢于写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垄断史料的只有胡乔木的伪史学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忆录”，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忆的记录，而是伪史学派强加于死者的伪作。如何方指出：杨尚昆生前与刘英谈党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义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得到大家的拥护。”这篇谈话经杨尚昆本人审定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于《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这段历史变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伪史学派垄断封闭史料
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决议中根本没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杨尚昆也无此“回忆”，这是伪史学派从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抄来的。我还要指出，“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这是众望所归”这些话，是从《邓小平年谱》变造的。《邓小平年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这是众望所归”。时隔四十五年，用语竟一模一样，这叫“今为古用”。
何方《党史笔记》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会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开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前档案，但有保留。后来一九九○年十月的《实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号文件》，作出详细限制，如：“档案形成之日已满五十年，但仍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延期开放”；“开放会影响各级领导人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做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等数十项。
谁来决定这些禁令适用的范围呢？唯有垄断历史文献资料的胡乔木伪史学派。凡不利于两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伪史制造的神话的，均禁止对民间开放。
求真之难，就在伪史学派对史料的垄断封闭，致使有志修信史者无法接触史料，垄断史料者蓄意制作伪史。于是在史料被垄断封闭的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非信史亦非伪史的愤史。
“愤怒出诗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泽东的党史著作，属于这一类。凭一些人物访问和零星历史档案作出的分析判断，难以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
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写过一本《邓小平帝国》，只是写出个人亲历的一段历史和自己当时笔录的史实。原来我还想写一本《毛泽东帝国》，已写了部分章节的草稿，后来放弃了。因为在毛泽东时期，自己离帝国的核心太远，视野所及之内，缺乏对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开放当年历史档案之前，要写出“历史的实录”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中共历史档案解禁之日来临，那也将是伪史学派隐退，信史诞生之时。
二○○五年中秋节，于台湾淡水红树林
（何方着：《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
(转载自争鸣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