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在“陪都”重庆出生，凭这一点，就要烙上抗日的烙印。也因为战火，父母亲在我刚出生两个月就到印尼投奔在那里的两个姑母，以为可以避免战火，哪里想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印尼也被日本占领。我记得小时候学过两年日文，所以还记得一些字母，其他忘记了。
日军占领印尼，主要对付原先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印象中对华人相对少一点骚扰。当时我住在印尼中爪哇的梭罗，只记得上学时早上朝会要对着东方喊“万岁”。当时爸妈有一个叫李树华的朋友，在梭罗附近的日惹，住在一个旅馆里，我们去日惹时会找他玩。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他曾经把我背在身上玩。后来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王纪元，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当时改名换姓隐藏在日惹。抗战胜利后他恢复原名，到首都雅加达出任“进步报纸”生活报总编辑，这份报章也成了我到雅加达读中学时每天必读的报纸。七○年代我到香港，他是香港三联集团的负责人。
因为耳熟能详，至今我还记得日本国歌“君之代”的调子，还有一首军歌，后来在电影里有时会听到，似乎是海军的。至于那个“支那之夜”，即使战后，到雅加达的唐人街班芝然时，还会在留声机中听到。到战争末期，盟军轰炸，我们在梭罗也躲过防空洞，记得当时怕耳朵被震聋，要我们小孩张开嘴，给我们咬一块像香皂般大，但是厚度只有一半的橡皮块。也是当时，开始知道美国的B-24和B-29轰炸机厉害。
对抗战胜利的印象是国民政府派了总领事蒋家栋到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一九四九年印尼独立后改叫“雅加达”），他不可能各个城市跑，于是乘飞机到梭罗上空撒传单，我们都涌到屋外，仰望天空的飞机，也看到撒了传单下来，但是撒到哪里去就看不到了。后来在巴中读高中时的三角老师蒋家驹就是这位蒋总领事的弟弟，他与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谈恋爱，年纪差很多，因此是学生中的“八卦”话题。
因为抗战胜利，学校的周会改为背诵总理遗嘱，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但是我还不会背熟就因为时局剧变而停止。一九四九年到雅加达读中学后，就直接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日本鬼子都是坏蛋。其中日本鬼子是坏蛋是左右两派的共识。由于我很喜欢看小说，所以接触的第一本抗日作品是到书店里买一本“解放”前上海作家金人的电影剧本，书名忘记了，似乎是什么轻骑队，描写忻口战役，知道郝梦麟是抗日名将，以后借到一套多本也是“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知道抗战的大致脉络和几个大战役。
然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以及高一的中国历史课，课本是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很快接受了中共领导抗日的看法。但是文艺小说对我的影响更大。五○ 年代初雅加达开了一家“进步”书店，图书馆也进了不少“新中国”出的书，我看了不少“革命文艺”，其中不乏描写抗日故事。最早一本是周而复的长篇小说“燕宿崖”，后来才知道是将狼牙山五壮士与击毙阿部规秀中将的故事合并而成。不久又看了孔厥、袁静夫妇写的“新儿女英雄传”和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因为用章回小说的体裁写，非常吸引我。（大概三年后“新观察”刊出孔厥乱搞男女关系使我非常吃惊。）
我还看了王林的“腹地”，其中写日军用激将法要中共出战，写信挖苦说“八路军，老鼠队，不打仗，只开会。”虽然我对中共领导抗日没有异议，但是对这个打油诗觉得很有趣也记住了。一些抗日歌曲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例如“松花江上”、“毕业歌”等等。其中的“长城谣”回到国内以后反而没有人唱，一直到八○年代在香港，我才从一个歌本里发现新增加一节家乡被共匪占领的内容。
回中国读大学后，国民党不抵抗，共产党领导抗日的观念更加深入，因为党史里都是这样说的，后来我也是这样上课教学生的。误人子弟有我一份。这期间多了一批抗日电影，例如“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等，颇为深入人心。为何没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呢？因为早被毛泽东批判了，可见那时的文艺工作者还是贯彻革命路线的，因此抗日电影全是游击小角色。五九年反右倾批判彭德怀和文革后期批判林彪，带上批判这两个战役，只是“重申”而已。当时看过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指示，但是只是认为毛泽东的谋略与争夺抗战领导权的问题，而不了解毛借日蒋斗争，甚至联日反蒋而乘机坐大。即使后来逐渐认识中共的说谎本质，也没有像后来到了香港接触更多的资料，特别是了解潘汉年案和毛泽东拒绝日本道歉、反而感谢日本皇军的讲话。而且后来越来越明白中共一直利用日本问题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八○年代光华寮事件扰攘多时，就是中共要利用日本打压台湾的杰作，“联日反蒋”改为“逼日反蒋”。
还好日本已经是一个法治独立的民主国家，所以中共没有得逞。此后的一切，凡日本听中共的话，中日关系就友好；不听，关系就紧张。八○年代中国出现思想解放运动，我在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有一个“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的讨论，中共老是纵向对比一九四九年，它如何进步（那是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破坏），而没有横向对比日本如何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和民主国家，这点我印象很深。一九五五年我回国以前，日本还很落后，我们买不起名牌的派克钢笔，就买日本样子仿造派克的笔。但是一九六一年母亲回来看我，就带了巴掌大的索尼半导体收音机，一九七二年母亲再回来带了大一些的松下（乐声）半导体收音机，成为我“收听敌台”的良伴。到了香港，所有家用电器几乎全买物美价廉的日本货，这当然也进一步改变了我对日本的看法。而这些日子，中共做了多少缺德犯罪的事情！
八九年六四以后，日本没有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制裁中共。特别是一位参与民运的张姓厂长搭机逃到日本后，日本为了担心得罪中共影响商业利益而毋视国际人权公约，将他遣返给中共。其后我加入香港的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是已过世的杜学魁校长），因为我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和对当年侵华暴行缺乏认识有关。当然，中共对历史的认识，对教科书的篡改比日本不知道严重多少倍，而中共“抗日”的假民族主义更必须揭穿。因此一九九二年江泽民为庆祝中日建交二十周年邀请日皇访问北京，我们联合其他团体在香港组织盛大抗议游行。当时中共严厉镇压民间的抗日活动，列为“不安定”因素而加以镇压。
但是后来因为中共拉拢日本和挑拨美日关系没有得逞，日本也没有按照中共的指挥棒那样打压台湾，而且中共重视政治利益的同时，也日益重视经济利益，所以对对日索偿日益感到兴趣，加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香港的亲共团体也介入捞政治稻草，队伍更加复杂；中共的“抗日”姿态也越来越高，特别是胡锦涛要对付有汉奸爸爸的江泽民，更放纵民间抗日团体挂牌和出征钓鱼岛，抗日活动日益成为中共手里的工具。这时如果不是专注于中国的民主发展和结束一党专政而去“抗日”，无疑是帮助中共转移视线，充当中共巩固统治的工具。因为中共可以对俄国放弃任何东西，为何就是同日本“寸土必争”？特别是中共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武力恐吓，只能逼得日本修改非战宪法，重新武装，加剧两国紧张关系。
今年是日本投降六十周年，中国应该庆祝，然而中共利用这个庆祝再度玩弄政治，为它的政治利益服务：
一，为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服务，除了进行空前未有的盛大纪念活动外，还夸大死亡人数，甚至推出动动手指就可“痛杀小日本鬼子”的网上游戏。总之是在煽动对异族的仇恨，却完全毋视中共在和平时期迫死本族的人数远远多过战争时期异族对中国人的屠杀。
二，加强对台湾的统战。但是中共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为了煽动民族主义，霸占道德高地，中共喉舌发表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否定、贬低国民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邀请国民党老军人参与纪念，当国军前重要将领、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的讲稿因为不合中共心意而拒绝他参加引发风波之后，胡锦涛就改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这种可以将历史随意揉捏，就是中共的所谓“唯物史观”。中共又凭什么可以义正词严的批评日本民间对教科书的修改？
如果胡锦涛现在的政策是要回归毛泽东时代，那么也应该回归到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对日政策。然而他背弃了毛泽东思想，可见中共为自己的统治，也可以任意修改自己的指导思想。
要正确解决中日关系，两国都需要努力，但是先决条件是两国必须都是民主国家，有自由的资讯流通，有民众对对政府的压力，有民意对政策与政府的选择。日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中国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去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除此别无出路。
──原载《动向》杂志 2005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