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从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
储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后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后失踪。江苏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但他摇头否认，一笑隐去……
储安平在1957年一语惊天下，成为中国的十大右派之一。
储安平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储安平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名，在于创办了《观察》周刊。这本于1946年9月1日创刊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暗和腐败，提倡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
后来，储安平担任的重要职务多了，不得不离开《新观察》，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视察和采访，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家级的各大报刊上。他是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决定将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储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会上宣称：“我来这里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又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储安平踌躇满志、有信心干出一番大事业。
果然，储安平上任后不久，凭着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向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稿，把《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