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认爲，当今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保障了当前的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这些精英相互勾结，剥削和压迫老百姓，造成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正，未来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现在，中共政权是靠经济增长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而一旦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政权马上就会风雨飘摇，经济危机立刻就会演化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那么，共产党怎样才能防止精英勾结扼杀社会公正呢？既然共产党不愿意放弃权力，那么，它怎样才能解决自己缺乏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呢？康晓光的答案是，回归传统，把儒家学说定爲国教，施行仁政。
按照康晓光的解释，从毛泽东时代鼓吹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到邓小平时代主张现代化，再到十六大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政治实际上已经是在一步步回归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胡温新政提出“权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谋”，走亲民路线，实际上就是孔孟“仁政”的现代版。但是这还非常不够。因爲中共现在还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马列主义、民主主义，做的是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口头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互相冲突。这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拆自己的台。康晓光说：“这套东西已经混不下去了。”因此必须把“儒家学说作爲意识形态尽快建立起来，彻底取代马列主义，不要一味试图通过强调执政有效性，来回避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康晓光反对在中国实行所谓西方式民主。他说民主会“祸国殃民”。但是当今天下，民主是主流，如康晓光所说，“中国是一个孤岛，我们在一个民主的海洋里生存，要么我们拿出一套东西来，论证自己的存在，要么我们变成别人的样子。”康晓光的结论是，如果要避开民主化和民主化的“陷阱”，儒化已是唯一选择。
康晓光以儒家面目出现，主张用儒家的仁政拒绝西方的民主。然而我们都知道，象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这批公认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恰恰都是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民主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爲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作“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这批新儒家代表人物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建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他们认爲，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康晓光对儒家思想与民主的关系的看法与新儒家代表人物截然相反，他既不曾爲自己的观点提出过认真的论证，又不曾对前辈的观点作出过认真的反驳，故而其观点缺乏说服力。
譬如谈到仁政。正像梁启超早就指出的那样：“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应如是，无术使其必如是”。仁政的理想固然不错，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去保障其实现呢？离开了分权与制衡，离开了言论自由与开放选举，所谓仁政势必沦爲一句空话。
康晓光说，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爲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爲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这就给中共领导层有机结合变革和稳定，提供了一条出路。在这里，康晓光刚好把话说反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分析传统儒家的缺陷时指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缺点就是，古人只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的问题，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用牟宗三的话讲就是“有治道而无政道”。换成现代术语，就是缺少政权的合法性概念。按照儒家学说，一个好政府应该行仁政。这话讲得不错。可是，想当统治者的人成千上万，个个都声称自己上台后一定行仁政，那么，到底应该由谁上台才合适呢？康晓光以老百姓的口气对威权统治者说：“你没有选举基础，凭什么有权统治我？就因爲你行仁政，你爲人民服务。如果你整天贪污腐败，胡作非爲的话，那你就没有权利执政。” 可问题是，在威权体制下，人民如果对政府不满，他们有什么正当的方式表达呢？如果一个政府不行仁政而行暴政，人民又能用什么办法去更换它呢？要么你用“数人头”的办法，靠老百姓投票－－这就是民主；要么你用“砍人头”的办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者爲王败者爲寇。只要你拒绝用“砍人头”的办法，你就只好用 “数人头”的办法。这就是我们选择民主制的理由。康晓光拒绝民主，他没有对人民如何反对和更换那种不施行仁政的政府提出任何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可见其有关儒教治国的思想是何等的粗糙、混乱，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康晓光向中共当局建议，把儒家学说定爲国教，以取代过气了的马列毛主义，从而爲现今的中共政权提供一种合法性依据。这条建议实在匪夷所思。想想看吧，如今的中共官员，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是读马列，背毛语录出身，基本上没学习过四书五经，读《论语》恐怕都读不断句，要他们一下子都换上儒家的长衫，自封爲儒家在当代的唯一传人与当然代表，这该是何等的荒诞，何等的滑稽啊！如果你真要把儒家学说定爲国教，那么就应该由掌握儒家经典的儒生治国，哪里轮得着共产党呢？
归根到底，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是无法克服的。唯有民主宪政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