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使后来历史事实证明是搞错了，但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也不能把事实真相完全揭开，甚至凭权力把它压下去，将错就错，不予纠正。
现仅举在中共历史上及49年建政后影响极大的十个超级大案叙述于下：
1.肃清AB团事件：AB团是陈果夫等上世纪甘年代在江西组织的反共组织，存在不久就消失了。但当时中共高层领导认为，江西福建一带，红军及地方干部和领导中已渗入大量AB团分子。遂在30年即由中央派员领导这次“清队”运动。他们的方法是对嫌疑分子刑讯逼供，手段极其残忍。不少人因受刑不住，只得随便扩大自己“同党”，这样就使得嫌疑人越来越多，直到2年以后，周恩来指示停止整肃AB团分子，这时被杀的人已达六、七千人，另一说是仅中央苏区即有七万人被杀。
但谁是真正的AB团分子，直是天晓得，可能一个也没有。但谁也没法证实谁肯定是、谁肯定不是AB团分子，谁是被冤杀的。因此也就没法给谁平反，死的就算为“革命”作奉献了。
2.延安整风与王实味之死：1942年的延安，中共最高权力已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了，但仍有不少人如王明等与他挑战，毛还不能什么事都说了算，大权独揽。毛为了进一步巩固在中共党内地位，遂搞了个以整顿党的作风，清除国民党特务为名的“整风运动”。表面上方式比整肃AB团文明，但涉及面是极大的，特别在文化教育单位，审查人达一半以上。有些单位，几乎找不到可靠人来看管被关押的受审人的地步。今天我审你，第二天我招供出你也是我的同党，有的甚至连十岁小孩也逼他交待如何当国民党特务的。
运动受害者中，最有名的要算左派作家王实味了。他也不过批评领导生活有点特殊化，有时甚至腐化。他批评当时在生活困难时期还“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领导 干部是“舞动金莲步、歌转玉堂春”。这已为当时中共领导所不容，遂以国民党特务名义予以逮捕。后在47年为党内最积极支持毛整风的康生所杀，直到92年才平反。蒙冤整整半个世纪，但也未说为什么在50年后已证明他不是国民党特务了。
延安整风最后以毛泽东向干部、群众连鞠几躬作为赔礼而落幕。
3.反右整风运动：五六年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发出帮党整风的号召，要求大家提意见，称作“鸣放”，并一再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及知识分子，以为党要求大家提意见，以改进自已作风是真心诚意的，遂真是畅所欲言，大提意见。实际上，中央是想让他们吹捧一翻，稍带提一些改进意见。当时，中共领导是认为，掌政这六、七年来已取得吏所不能比拟的“辉煌成果”；同时通过提意见，看看他们中谁是真心拥护中共，谁是乘机要攻击的，一定要把暗藏的异己分子抓出来。
谁知他们一提意见，缺口大开，非常尖锐的击中时弊。中共也就伺机等他们全放出来后，再把他们一一收拾，称之为“引蛇出洞”，毛泽东也称这是“阳谋”，将这些心怀异志的一网打尽。事实上，至少在当时这些人还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还是想把中共整好。
结果定了上百万右派(中共承认55万)，把大量有思想，有见识的菁英人材打成了右派，让他们妻离子散，永不翻身。同时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其他知识分子也不敢轻举妄动，成了哑巴。
文革结束后，才想起他们，必须给他们平反，但在当时中共中央中积极支持毛泽东反右的，而现又大权在握的邓小平手中，既使是在百万右派大军中仅存章伯钧等五名右派不能摘帽，反右运动大方向也是“正确的”。
4.彭共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58年“大跃进”后，中国元气大伤，但各地“浮夸风”仍然不止，在这时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会议。彭德怀在湖南湘谭了解到老百姓已开始饿肚子了，因而写了万言书给毛泽东。实际上是完全否定毛倡导的“大跃进”。这就是向毛在中共党内权威的挑战。毛遂把这发给全体会议成员。其时，不辨风向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公然支持彭或基主要观点。毛则以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对此文大加鞭挞。在此开势下，刘少奇、林彪、柯庆施、贺龙又把彭等批了一通，整个形势大逆转。其实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已很清楚，不少地方已无粮食，开始饿死人了，可是这些中共高官们为了保护自己，纷纷起来附和毛而批彭，最后抓出他们四人为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们是组织军事俱乐部(张、周与军界毫无关系)，并在全国抓小彭德怀，导致给近百万干部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在这样形势下，不少地方一面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倒下；一面官员继续在唱“大跃进”的赞歌，几乎无人敢说真话，捅破这纸糊灯笼。
三年大饥饿中以饿死五千三百万人的代价证实“大跃进”神话的彻底破产。就这样，既使谁都明白，但也没人敢对“大跃进”三字挑战。
“文革”一开始，这些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很难有生存的机会了。生性倔强的彭德怀在74年受尽折磨而死，死时无一亲人在旁，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为他平反。
5.刘少奇案：刘少奇在二、三十年代，在中共中央地位并不高，凭他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处世哲学，步步上升。他表面上彬彬有礼，说话从不盛气凌人，也不激烈坚持己见。但他看到毛泽东地位和威望在中共党内越来越高。因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后大树毛泽东，并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毛也没亏待他，让他坐上中共第二把交椅。
58年大跃进后，毛看到全国经济已混乱，败势已显，遂自己后缩，把刘推到第一线，想推卸责任。三年大饥饿年代，刘确实用把土地暂时归退给农民等办法，使全国经济形势大有好转，因而刘在党内威信大大提高。
这时在旁假装休息的毛泽东跳了起来，要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谨防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等，把矛头逐步转向刘少奇。
66年中，毛射了一支毒箭向刘少奇“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定为该司令部总司令。刘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毛并不死心，通过江青收集他历史上材料，在69年底他临死时，让他听到给他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帽子。毛虽然指示要让他活到“九大”以听到在中共最高会议上给他戴的帽子，可惜在九大召开的前四个多月，以无业游民刘卫皇的名字死在开封，死时头发一尺多长，全身无一好血管，状极惨烈。
直到80年，中共在京开刘追悼会，才冠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惜他骨灰已安放在开封十一年了。（是否是他本人的骨灰还难说）
在69－70年，以确确实实的证据说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并把这些证据向全国人民传达。等平反时，这些“证据”到哪里去了？不过当时也没有人关心这事了。
6.张志新、遇罗克等民间冤案：张志新在“文革”前是辽宁省机关工作员，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性格倔强的妇女。她对“文革”初期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如“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顶峰”等进行了学究式的反驳。这些本来也是浅显道理，但大部分人在对毛狂热崇拜的潮流中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少部分人是认识到了，鉴于当时形势，为了自身安全，也不可能去反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言论（这里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张在以反革命分子被捕后，受尽屈辱；吃带自己例假馒头、送男牢轮奸等。在75年为怕她呼“反动口号”而割断喉管后行刑（在她以前已有30例割喉先例）。
遇罗克是一工人，因反对“出身论”而被杀害。
甚至到“文革”后期，不少人因对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有看法而被杀害。
像张志新这样“深信马列主义”、“热爱共产党”的热血青年被杀的也是不计其数。张所以能平反、并为大家熟知，是因为邓小平等想用张案压服当时审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如果当时没有这样政治背景，张安也不一定能揭发出来。同时揭发出后，对张受的无人性的迫害，也是半遮半掩，怕使人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阶级兄弟”竟如此灭绝人性的残忍。
7.“文革”后期的抓“五一六”和内人党冤案：在“文革”后期有人揭出群众中有以炮轰周恩来和针对中央文革的地下组织“五一六”（以作为“文革”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命名），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抓“五一六组织”运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信誓旦旦说，挖地三尺也要把“五一六”挖出来。重点是在原造反派组织中找，由于刑讯逼供，牵出了大量的“五一六”分子，不少单位达三分之一，如宣称不到一百万人的南京市区有甘万、在不到甘万人的无锡市有七万“五一六”分子，也即有的地区也达三分之一。如此算来，全国至少有数千万“五一六”分子，但不久发现这些“五一六”都是假的，最后大概没有抓到一个。最后证是有，一场波澜壮阔的抓“五一六”运动，原来是一场闹剧。
在全国抓“五一六”之前，在内蒙地区即已在抓据说由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乌兰夫组织的、投靠“蒙修”的判国集团“内人党”。在内蒙抓“内人党”远比内地抓“五一六”分子残酷，创造了以火炉烤头部的“猫洗脸”等酷刑，导致十数万成残，至少上万人被折磨致死，最后也没一个人被证实为确确实实的“内人党”成员。
8.“六四”惨案：1989年四月，北京市以学生为主的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中共比较开明、但遭黑黜的原总书记胡耀邦。同时群众对普遍的贪污、官倒深为痛恨，因而提出“反贪污”、“反官倒”的口号，最后发展到“要民主”“要自由”。不少学生绝食请愿。中共实权人物邓小平等定这次群众运动为“反革命暴乱”。当时每天去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市民达百万，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
随着邓小平、陈云、王震等派兵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的群众集会以流血而结束，这场规模空前自发的群众要求国家进步的运动就此被平息
随着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极权人物的死去，江泽民、胡锦涛等仍然继承他们衣钵而不予平反。
9.胡耀邦、赵紫阳冤案：这是二们中共领导阶层中比较开明的领袖人物。胡耀邦自77年12月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起，平反了大量历年积累的冤假错案，同时也大幅度开放了自由言论，这为中共高层“左派”所不容，故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人帮决意下，罢免了胡耀邦官职，并对其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批判。
到89年天安门事件时，当时总书记赵紫阳不同意掌实权的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并到天安门广场向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表示支持，并说“我来晚了”。随之而来的是赵的总书记职位被罢免，并给予软禁，直到十五年后赵紫阳逝世。
胡、赵冤案说明了中共领导阶层中，即使有个别开明领导人，要想把缰化了“党文化”稍为放松一下，其下场也是可悲的，说明中共机体已是完全腐臭了。
10.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人性的残酷镇压：自9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地上开传以真善忍为基础的法轮功以后，不到六、七年，人们以“人传人、心传心”方式相传，到99年法轮功练习者达七、八千万人。由于法轮功对练习者要求是要有先人后己，先他后我的道德风范，法轮功练习者以自己的榜样逐渐使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有所提高，他们自己的不少顽疾和不治之症也神奇的消失了。
法轮功学员的强大凝聚力和数量急剧上升，导致了心胸偏狭的江泽民等中共头目的恐慌 和妒嫉。
在中共某些有权力的负责人多次对法轮功练习者骚扰而未得成功后，恼羞成怒，遂在99年7月20日大开杀戒，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法轮功负责学员。
为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等人利用手中权力，使尽了中共古今一切最狡猾，最残忍的手段，极尽诬陷之能事，使尽了各种流氓手段，这些导致数千练习者失去生命，数万学员被判刑，几百万学员在不同时期受拘禁。
江泽民等人还无根据假造理由的把法轮功定为X教。
与此同时，法轮功却遍传全世界，达60多国家，由于练习者造成的社会良好风气，所以也为各国政府欢迎。这与中共对法轮功的仇视形成鲜明对比。
法轮功最后必以动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粉碎中共竭尽招数的阴谋。
仅从以上十大冤案也可看出中共的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它最终总会为包括现在仍是其成员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在认识其虚伪、凶残的本质后，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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