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籍民工陈忠明进京向《新京报》举报河北定州一砖窑使用包身工，并协助记者实地调查，随后在该市某宾馆神秘失踪一案，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从《新京报》有关此次失踪事件的报道来看，定州窑厂使用包身工这类事情并非首次“见光”，此前已经有过中央电视台联合该省报纸《燕赵都市报》于2004年 1月8日做过联合报道。类似定州砖窑包身工模式在今天的中国亦非个别，综合多年的报道，可以将其流程总结如下：包工头采用各种方式诱骗民工到工作场地── 非法限制民工的人身自由──掠夺性使用民工的劳动能力。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
而“节约”劳动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并非这些厂主、窑主或矿主能够独个儿吞下，他们得让周围一切能够管得着他的人“利益均沾”。只要看看以下事实： “从北京来”的几个记者前来调查一个小小的砖窑发生的事情，而当地定州就能够出动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应付此事，包括保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谦、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市劳动监察大队队长，以及执行任务的北城派出所副所长等各路官员。
这还只是在前台出现的人物。至于一个小小的砖窑主如何将他那个小小砖窑的利益编织成一个网络支撑系统，并让与这张网络沾边或不沾边的各路神仙护驾，这真是只有局中人才能够弄清的问题。最耐人寻味的是，记者发现定州市应付这类问题可算是驾轻就熟，《燕赵都市报》2004年1月9日的一则报道谈到，该报3 年来对定州砖窑包身工事件已经有过10来次报道，但这一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如果说是媒体级别低，报道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燕赵都市报》与中央电视台的联合调查应该算“级别高”了。该调查提到，3年间不断接到逃出来的民工投诉定州砖窑强迫劳动，要求解救被困工友，大致情况与本报举报人陈忠明所述无异。但问题依然如旧。
这里涉及的问题就是媒体的功能极限。在任何国家，媒体并无查处事权，媒体报道的功能只是通过谴责违法与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情或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并让当事人感到羞耻，在压力下“自觉”改正或者在法律强制下改正。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受到舆论谴责与受到处罚之间尚有关联，那么越到后来，这种关联度越小，许多人只是易地为官而已。而中国政坛现在的普遍特点是：对于政府的集体行为受舆论谴责并不怎么在意，只在意这种批评是否会引致丢官失势的惩罚。
这一现象意味中国政府已经丧失了政治羞耻感。各级政府对付媒体采访的策略也早已臻成熟：先是拼命捂盖子，不让丑恶曝光，包括给采访记者施加压力直至殴打；继之是对媒体负责人施加压力，让其知难而退。大多数媒体确实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最后关头被迫放弃报道。
至今生死不明的陈忠明千辛万苦进京找媒体，总算有一家媒体愿意派遣记者陪他去查访此事，但没想的是，人家釜底抽薪，让举报人神秘失踪，令《新京报》这一远来的和尚没法将这本经再念下去。现在问题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寻找失踪的民工。海外华文媒体开始批评：置消息来源安危于不顾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并且拿可怜的中国记者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米勒相比，认为这位美国记者为了保护消息来源，不惜入狱；而中国记者由于自身的怯懦与媒体事后的不负责任，陷新闻线索提供者入生死不明的危险状态。
这一批评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无懈可击，但如果文章的作者能够考虑中国记者被称为“高危职业”，并了解这种高度危险来自于了解真相与披露真相，也许会调整一下批评方向，不仅仅只批评相对政府强势而言处于弱势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