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资深业人：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中国青年报》现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前景黯淡。仅发行量，就由80年代末的200万份到如今惨淡经营的37万份，应验了编辑自己的话，“除了取悦官僚，哪个读者会看？！报纸这样办下去，就是一个死字！”
其实，客观地说，中青报的确曾有过艰难的“讲真话”的神来之笔，尽管每一次都为此付出代价。
2003年5月下旬，因报导武汉女大学生卖淫，《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受到停职处分。事件发生后，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史无前例。
2004年7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于明报新闻网公开谴责共青团中央书记赵勇，引发各界对卢跃刚的正义支持。
2004年7月，中共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于2004年5月访美，中共官方传媒大吹大擂，炒得很热闹，提到杨利伟率领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美如何受重视，如何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送旗，如何受美国肯尼迪太空中心欢迎等等，但中青报于7月踢爆中共官方媒体的报导夸大杨利伟美国之行，是严重失实。
2004年9月1日，该报大篇幅登载调查报导，并配以有关证据照片，揭露了四川省万源市委、市政府连续两年邀请明星、大腕举行盛大演出，并以红头文件方式，强行摊派各单位购买价格高昂的演出门票，直名宋祖英。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及地方当局，纷纷向《中国青年报》施压，迫使中青报不得不“低头”于6日和8日两次公开道歉。
2004年12月，中国青年报原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离职，由市场报总编辑李而亮接替。市场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
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刘万永撰写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率先揭露了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及其子女的黑社会行径。虽然该文只是从程序上一一例举出办案不合法的事情，并无结论，却被网友们一致喝采，并“将有良心的记者”称为“中国的脊梁”。然而8月，王亚忱以“退党”相要，并携儿女在北京起诉《中国青年报》侵权，要求索赔220万元。
2005年7月，“灯塔”事件出炉，促成中青报记者和编辑内部的一次良心自省运动。资深编辑李大同、贺延光、李方先后在网路上表态，使得其内部争议公开化。
2005年8月，为进一步控制舆论媒体，中共率先在中国青年报制定出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稿，以政治手段约束采编人员的取材和新闻撰写，以领导意志决定新闻稿件的好坏。这无疑将媒体听从党组织的潜规则明文写到纸上。
同行们，能否一路同行？
在这个新闻媒体普遍工具化、喉舌化的时代，一些一身正气的编辑、记者以不屈的努力，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坚守著作为新闻记者的道德底限，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里，像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艰难踯躅。而相当一部份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学会了迎合，而远离了正直。
中青报内部交流帖子中，“灯塔”社论的署名作者“青评”事后对几位前辈提出的批评欣然接受，并表示“对各位老师的傲骨和高贵情操，我真心地崇仰，但只能心向往之，我没有说不的勇气、底气和傲气，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
这位78年出生的新闻人，“还是个学生时，写得一手好评论”。到了中青报社后，被“惺惺惜惺惺”的评论部负责人李方招至麾下，也曾意气风发过。然而，他最终参透了媒体听从党组织的这条新闻界的潜规则。在他发表了《以世纪主义姿态投身基层》的文章后，当晚《东方早报》一位他所尊敬的老评论员打来电话问： “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虽然我也经常写这种遵命文章，可是我还是坚持底线的，我们的职业声誉可是一个字一个字积累出来的，平常写读者爱看的文章，如今又写这样的文章，读者会怎么看你啊？”
悲哀：为政治写“奉命”新闻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其传播中一致认定：新闻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
李方本人在帖子中提到：“我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
无独有偶。《经济观察报》辞职主编许知远解释自己离开的主要原因称，“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尽管它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早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
扯掉蒙眼的红布
其实不难看出，中共正在面临一个致命的两难局面。它需要的是听他使唤的人，就是卢跃刚所说的那种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听话，“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能力大大加强了，可谓被它“点金成石”，而智慧、良知和敏感也就相应减弱了 －－这种人只能败事；相反，能够成事的笔杆子，偏偏就是团中央书记赵勇宁愿他们“滚蛋”的人。
中共通过“卡住从业者的胃”，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被逼至悬崖边的新闻人纷纷觉醒，自发而又无奈地与谄媚告别，只因“实在无法继续忍受愚蠢和权术，而需要我直接面对的愚蠢和权术又实在过多。”（于威，《经济观察报》辞职编辑）。同时，他们也希望寻求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并建议其他同行也“早一点开始”，作出选择。
“天使和撒旦在每个人心里”。记者不是悬浮在生活真空里，道德和良知，也并不是新闻记者的专利。当每一位从业人都以良知面对职业操守时，所谓的简单方式其实并不难－－讲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