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Let'strysomethingnew
伤感还有少许愤怒之气笼罩着这个Blog．嘿，亲爱的伙伴们，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呀。星期一，我会去交辞职报告，这真是好玩的决定，我从来没有正经辞职过，从前的工作最多不过持续半年，所以离开时毫无感觉。这份工作，我的天哪，从2001年4月起，已经4年3个月了。我仍记得第一天来到报社的场景，我见到何力、刘坚与赵力，和前两位谈了话。何力后来对别人说，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让人受不了，他一进屋就把脚放在茶几上，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后来，一批我过去的工作伙伴，我像大概有10几个吧，逐一来到了经济观察报。覃里雯是被我从美国拉回来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英语糟地连提问都紧张（现在也不怎么样），覃里雯陪着我和阿飞到处乱跑，我们采访了很多有趣的人，我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要创建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昨天覃里雯碰到陈志武，他在耶鲁时请我们一起吃饭，那顿自助餐真好吃）
然后就是一段蜜月期，然后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不过，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不是吗？我没兴趣说现在的报社到底怎么样了，可能它一直就有如此基因，或者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不错的四年。我想对我一起来工作的朋友来说，也应该是吧。如果我们的情绪与理想这么轻易就被愚蠢与庸俗的人败坏，那么说明我们的理想禁不起考验。
尽管有时候我会下意识地对这张报纸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因为除非它的领导人能够意识到维系一个媒体机构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非那种简单的看得见的东西，否则它不可避免的会夭折，当然我相信，他们很难意识到，你知道的，每个人都有盲点，这不能苛求。不过，我多少要表明一下立场，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尽管它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我的确真心地感谢很多很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他们愿意为我身上那一点优点，容忍了我大量的缺点。我很讨厌辞职变成了某种强迫性的要求，就因为我们一起共事很愉快，我们是一个TEAM，如果我们一些人的离去，就一定需要的你们的呼应，这种想法不一直是我们讨厌的派系传统吗。我们在一起工作很愉快，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我们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讨厌现在的经济观察报，也是因为它搞得像是党派斗争，那么多政治正确，那么多不透明性──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方式简单，而不是复杂。
当身陷一个组织中是，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这个组织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担心一旦离开，是否就意味着安全网的消失，就意味着很多麻烦。但如果我的朋友中、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样想的话，我会理解却有那么一点疑虑，因为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勇敢更重要的品质了，那种安全感的消失，往往也意味着新世界的浮现。
此外，我想对我的领导说，让我们来一个公平的游戏，我们谁也不要说谁不好，搞得彼此像是背叛的恋人。这是个公平的游戏，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然后因为本质的想法不同而分开。我们的生活都会继续，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人生一场长跑，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的，我又想起了罗兰?巴特，他37岁才开始写作，卡尔?波普尔，他到了将近50岁，才获得初步的声名。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这一句实在有点骄傲和让人讨厌，但我真的这么想过)。
黄继新:不是写给Mindmeters的告别
我本来不想关于我的辞职作任何发言。和TEAM里的成员们站在一起，我不管是勤奋程度、工作效率和智力水平都比大家差得很远。我不敢把自己归为理想主义者，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离去全部算到正在摧毁这张报社的领导层头上。
所以，和许知远所说的一样，我也不希望参与辞职变成了一种表明立场的举动。表明立场的方式有很多，我也不认为继续留在报社是妥协。即使是我们没有打算离开这份报纸的时候，我们仍然最明确地捍卫过我们的想法。
和其他萌生去意的同事相比，报社里那些糟糕甚至令人恶心的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客观地说，这份报纸至今仍然容忍了我们很多特别的气质。像叶滢和李翔在前两天的blog里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份报纸提供的资源，这样一份生活方式和书评增刊，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不可能单独存活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一直都还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报道，而无需担心太多干扰。
我热爱新闻工作，我仍然希望做记者做到五十岁。在达到这一点之前，我远不够资格说自己正在被这张报纸毁掉。我没有厌倦这个职业，不过我鼓励自己多尝试一些东西。我是一个容易移情的人，而记者这个身份提供了合法性，我每周──甚至每半周──就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自以为是地成为一个涉猎广泛却浅薄依然的人。这个毛病给方老师带来了很大困扰，他力主将我拉进商业评论部，但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屡屡缺席。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竭尽全力地去让别人满意的人，不过今天我还是对方老师深怀歉意，我令这位良师益友满意的时候总是那么零散和难以预期。即使如此，他却一直用内发的热情在给我鼓励，甚至是在我置他不顾而离开的时候。
我能够加入这个TEAM，全因叶滢在两次关键时刻的出现。我要感谢她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如此令我激动的巨大改变。还有覃里雯，在她的坚持下我才得到了两年前那次去以色列的机会，让我成功地完成了向一个积极地拥抱生活和拥抱女孩的小新的转变。我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TEAM里每一个人的杰出之处都多少映射在了我的身上。可惜我的懒惰和散漫，令它们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我的优点。和这群人在一起共事，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快乐和进步。
我曾经是一个爱抱怨、怯懦、害怕改变的人，和TEAM一起工作的四年把我变成了一个激情和活力充沛、热爱生活和世界、积极向上、勇敢的人。我自豪于自己充满了激情，只是太分散的注意力常常令激情的结果大打折扣。离开报社之后，我会花时间想一想接下来做什么。不过我肯定要找到另一个能够让我保持活力的工作，尽管身边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还会有这种地方存在。
如何度过这一生就像怎样写一篇好报道，我需要生生给它创造出惊心动魄和扣人心弦。感谢这四年与大家一起工作，让我学会了如何写报道，也让我知道了我想要怎样结果自己的一生。
最后想说的一句话，被老许抢先了：Let’strysomethingnew!
黄一琨:一个人的革命
晚上坐车经过光大咖啡馆，4年前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于威，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对这份报纸的向往。
今天我选择留下。对我来说，做出决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做出决定以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没有了星期一的会餐，没有了书评增刊，没有了周围俯拾皆是的idea，也没有了你们的赞扬和批评为极度缺乏自信的我构建坐标。
我依然热爱这个职业，尽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说的比做得多，缺乏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并且懒惰。是你们的智力支持和善意的保护让我仍然有可能前进。
现在我要开始一个人的革命了。我想每一个人更大程度的成熟和勤奋，都有助于我们早一点再聚在一起。只是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早一点开始，我不想过早开始智力的半衰期。
于威:ＩＬＯＶＥＹＯＵ
午夜二点，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今天我对很多人都说，我很高兴，高兴我终于摆脱了一个恶梦。但这不完全是真话，因为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梦的一部分曾经是我三十七岁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我的身边，围绕着那么多聪明、可爱、单纯、善良的年轻人，他们雄心勃勃，要做一件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但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理想国就蜕变成了中国式的宫廷。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孩子，我们希望它能健康地成长，甚至成长为这个国家的希望，但另外一些人也希望他快速地成长，因为他们指望他早点出去卖艺．
我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成为你们精神上的一种依讬，我总是幻想自己能把那些低级的烦恼挡在门外，但是现在，它们已经过份强大，直接穿过我的身体．我可以忍受很多东西，比如孤独，比如艰苦，比如只有付出，但我实在无法继续忍受愚蠢和权术，而需要我直接面对的愚蠢和权术又实在过多．
我知道足够世故的人会嘲笑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但我始终相信文明的创造者永远都会是那些足够天真的人．我们之所以在明知这个孩子已经被毁掉了之后还继续留下来，是因为我们想要在一起．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第一个离开的人，但无论这个决定如何仓促，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自由地流浪也要好过猪圈里的平庸．
但我相信，不会很久，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在一起快乐地成长．
邵颖波:我的表白
上周，我带着孩子在海上玩，然后我就听说了于威和那个女人的冲突，第二天，冲突继续，第三天，我在海上钓鱼，孩子非常高兴，她一连钓上9条，但是电话中我知道了最新的消息。看着自己的孩子，想到了对于她的责任以及我自身困难的处境，但是，决定仍然是要一起离去，一点没犹豫。
我从来不是于威那个团队的人，即使在一起工作了四年，相互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怀有敬佩，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加入这个所谓的团队，我们生活经历不同，教养不同，对于他们这些人，我服气他们的才华和品质，但也有诸多的不认同。所以，虽然我和和于老师几个人一起离开，但肯定不会向同一个地方去。
我离开确实是想表明一种立场，表明我对一些报社现实的不能容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无才无德的小人当道。我会说，我们走了，剩下不少好吃的东西，吃去吧，可怜虫！
我对于表达了各种理由之后而决定留下的人同样心怀愤恨。这些人南方的”小男人，小女人“们什么都有，但是义气就是没有一丝，这个那个说上一堆，但义气在他们看来就不值什么钱，嘴上说些同情于威的话，骂起报社的领导一个比一个起劲，但是就是不肯与朋友一起共赴磨难，供房也好，养家也好，就是不养气节。
这一周，我本可以做一个旁观者，按照规劝我的人说法，我根本就不该提前回到北京。我本可以向殷练那样（她要不声不响地到美国度假去了）但是，我不能，让于老师一个孤孤单单地离开，我扪心自问，这能算道德吗。这能算朋友吗，你们这些说起过去时光幸福就洋溢在脸上的人，难道真的一点不感觉羞耻吗？还是别再给自己的冷漠和世俗盖遮羞布了吧，假的朋友比真的敌人还可恶十倍。已经有一堆好心人来劝我了，道理讲得都头头是道，或许明天会吃个大亏，但是今天这口恶气我非不往下咽，我一向如此。
88了各位，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在一起了。
许知远:它真的死了 （7月22号）
记得三个月前开会时，我对应何力与刘坚嚷嚷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忘记了当时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已很少参加报社的任何会议，只是那一次一开始我就被气氛中的官腔、不诚恳所激怒了。这家公司不过四年，即使充满臃员也不过200人，但是它讲话的口气像是它已是年营业额10亿美元、超过1000名员工的大公司了。
老仲曾说，在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里，我的个人表现像是这个报社改革可能性的风向标。在更年轻一些时，我肆无忌惮地使用过这种特权，我似乎经常当着很多员工的面让领导们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无论对于组织还是报纸的理解却是不够成熟。在2001─2003年初的时间里，对于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的确像是个黄金时代，尽管在管理上这里充满了低级的错误、尽管我们的领导这不够强有力、也没有什么远见，但是他们宽容、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愿意让很多年轻人进行尝试。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有抱怨，但他们至少相信，自己的抱怨是可以起作用的，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改变之中。它像极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气氛，实验精神使智慧从底层产生，而所谓的决策者尽管不知道如何去推动，却也尽量不去阻碍这种新生力量。所以，很多怀念那段时光的人会说，报社就像一个幼儿园，大家都按照相对单纯规则行事，当然那个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利益，所以没什么纠葛。
很多原因促成了这张报纸的迅速崛起，既有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的确比任何其他类似机构表现得更杰出。如果说报社在组织与制度上有什么特色，那么这纯粹是个笑话，但我相信，这里最高密度地聚集着中国最聪明的传媒人，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吸引力，他们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又对新加入者产生了吸引力。
我对于公司政治一无所知，也缺乏兴趣。但到后来，我的确感觉它这个组织迅速被成功击垮了，人们忘记了正是那种实验精神使它获得了成功。所有的曾经被这种实验精神覆盖的缺陷，这时候开始爆发出来，就像当它中国的高增长率下降时，所有的社会矛盾就突显一样。噢，原来我们的组织是这样的缺乏是非观念，我相信大多数人认为，这报社是如此缺乏标准与正义感，因为好的东西得不到承认，而坏的东西也不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在单独与赵力谈话几次谈话中，原来这个人头脑中的基本观念是如此混淆。当然，原因不仅仅在他，在这机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永远不敢于说出，我相信什么，我支持什么。一开始他们对自己不自信，这值得理解，甚至不无可爱，但现在他们则遵循着“政治正确”，或是“公司规则”。更要命的，几乎所有人对制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我们以制度的名义进行改革时，从未意识到任何制度、不管多么优秀，都是制度制定者的表率作用造就的，它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度，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因为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一代人，设计了它，而且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好的亲身实践了它。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却是，似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制度，它与人无关，只要你在电脑里设计出它，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起作用，它甚至变成了一种最好的懒惰的借口──我不用再付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靠制度。所以，像任何这种半调子改革一样，所谓的制度建设最终变成官僚主义的兴起，其中蕴涵的是充分的不负责任。
任何组织都有对内与对外两种功能，正式后者使得组织可以不断自我更新和扩张，而前者则意味着封闭与死亡。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报社选择了前者。部门间更多的表格文件，不必要的会议变成了工作的核心，而不是如何让报纸变得更好，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度。
这是早晨我起床时，偶然写道的。这更多依靠我的直觉与平时的交谈，我不了解公司内部的所谓秘密，因为偶然听到的一些闲谈让我大吃一惊。当然，别人告诉我，中国所有的媒体机构大多如此。或许吧，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正是因为我们与众不同，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而现在，一些人充分享受到这种与众不同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与好处，却开始用眼前短期利益充分地败坏这种与众不同。这种人在生存上或许无可厚非，因为从来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价值观，它比金钱、名声、银行的存款、多打几场高尔夫球更重要。但是，我希望那些在报社里的年轻人相信这些，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对这种价值观念的信念，而共同缔造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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