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报消息，据中国卫生部报告，中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15岁至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联合国估计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倍至20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人数占世界自杀人数的1/4。
国际先驱导报说，Lahorse是上个月底刚刚故去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02级学生马镧的网名，是几个月来，第三位自杀的北大学子。他曾以高分从深圳考入北大，成绩优秀，在北大组织社团并任主席。近期在北大内部BBS“北大未名站”上，很多人都在悼念他的自杀离去。
通过自杀未遂者事后的回忆以及自杀者留下的遗书，曾有心理学者描述过各种各样的自杀动机：如摆脱痛苦、逃避现实；实现精神再生；通过死后进入天堂以获得人世间得不到的温暖和快乐；牺牲自己使别人过得更为幸福；惩罚自己的罪恶行为，保持自己道德和人格上的完美；作为一种表达自己困境、向外界寻求帮助和同情的手段等等。有些服毒自杀者甚至声称“仅仅是为了好好睡一觉”。
社科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认为，青少年自杀率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学习生活方面的挫折经受不起。目前中国的青少年整体的抗挫折能力差，这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比较优越有关。
据王极盛教授的研究，中国有70%的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合格。其中30%是过分保护，什么事情都包办代替。比如南京某生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找不到考场，她便回家找家长，于是她的母亲又带着她到考场问工作人员，此时已开考近30分钟，工作人员不到5分钟便找到了考场。这表明由于家长的包办代替，造成很多年轻人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30%的家长是过分监督，什么都画地为牢，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样的孩子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10%就是严厉惩罚，传统的打骂式，这种方式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适应能力差，一种就是暴躁野蛮型。这些不合格的教育方式带来的结果就是年轻人的承受挫折能力差，适应能力差。
王教授说：“80年代生的人，大都是独生子女，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很多人面对风浪束手无策，所以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 “社会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目前媒体整天报道自杀他杀现象，对受众也有感染作用。”网络上也出现了“自杀方式研究”这样转载率非常高的帖子，普通人看来只能聊博一笑，但对于有潜在自杀愿望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篇指南。
此外，据北京科技报消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李献云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或法律禁令，因此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长期存在不良生活刺激的人会将自杀视为解脱痛苦、减轻他们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或感情负担的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在这种宽容的大环境下，一些没有潜在精神疾病的个体，在受到突发性刺激的时候，也往往出现冲动性自杀行为，导致自杀未遂。
国际先驱导报消息，据供职于一家医药信息网站的许先生讲述，他第一次产生强烈的自杀念头是在读初三的时候，那是1986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没去世，但病情一直很严重。他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冷淡，如果母亲没了，就意味着将失去绝大多数的家庭温暖。而且他开始喜欢一个同学，特别喜欢，却不知如何表达，只好强自压抑在心里，相当苦闷。再加上升学的压力。
于是突然出现强迫症的症状：锁好门出去时，老觉得屋里的灯没有关，反复开门五六次，其实灯明明是关着的；擦课桌要反反复复擦很长时间。感觉周围人好像是飘着的，眼睛里的东西都虚无飘渺，自己走路也好像飘忽忽的。知道自己很不对劲，但又改变不了，非常痛苦。
那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就不想忍受了。开始琢磨，怎么能结束这种状态，想得最多的是－－煤气中毒来个了断。具体干这事儿那天，周六下午，家里没人。但是，不巧的是，没过多久，父亲从医院回来给母亲拿东西，发现他躺在地上。很快就救过来了，为此挨了父亲一顿狠揍。
之后升入高中，离开了那个同学，然后母亲病故，同时那种心理疾病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但实际上心结并没解开，读研究生时，因为跟导师的关系非常糟，又有过轻生的念头。只是因为年龄大了，也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开始寻求宣泄出口了。所以虽然闪过这个念头，也没有真正行动。
王教授认为，心理危机干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想自杀者从产生想法到采取行动往往有个酝酿过程，只要能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往往就是成功了一半。
除了在关键时刻的劝解和干预，王教授还强调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应当注意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抗挫能力；其次是要培养外向型人格；三是要培养应对能力。“社会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干预热线，就会对挽救有自杀想法的人有极大的帮助”。
不过，目前全中国范围内，只有北京、福建、安徽、重庆、四川和浙江开设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或称“生命热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目前开设两条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但并不能为所有打电话求助的人提供帮助，囿于资金和人员的限制，目前很多时候因为电话占线而无法被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