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名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 “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很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 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份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 “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一直以来，学校都设置有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有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 2004年中国谘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 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节选自《九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