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本书获得这样高的评价?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在书评中说,因为这本“最具说服力”的“毛传”告诉世界,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而是毛泽东。英国《卫报》的书评家雅夫达(W. Yahuda)也说,该书中的毛泽东“是一个可以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提并论的20世纪最大怪物;但若以造成的死亡人数而论,毛超过那两个恶魔,因毛造成七千万中国人无辜丧生。”
但一如既往,中国政府封锁一切和其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评毛著作,张戎的书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甚至连刊载书评的外国杂志也被查封。《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 “毛与我们”的社论说,最近一期《远东经济评论》因刊登了前英国《泰晤士报》编辑梅兆赞(Jonathan Mirsky)的书评,而被中国当局查禁。梅兆赞是西方知名的中国通,他在1989年因报导天安门事件而获当年“英国年度最佳记者奖”。他这篇书评通过介绍张戎的书,揭示了毛在 1949到1976年期间的罪行。该社论介绍说,负责发行外国刊物的中国国家出版进出口公司通知《远东经济评论》说,因这篇书评,这期杂志将不能在中国发行。
因一篇书评就查封整本杂志,是中共当局的一贯做法。几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曾因刊载一篇对达赖喇嘛的专访,当期杂志就被禁止在中国发行。在遭到抗议之后,北京当局做的妥协是,动用大批人力,把那期杂志中有专访文章的内页全部撕掉,然后才被允许送到中国的报摊和书店。那个一群中国人在当局组织之下撕去杂志内页的场面,想来是多么荒唐。它和当年秦始皇焚烧书籍、扼杀思想,本质毫无两样,只是中间隔了二千多年。
张戎的书虽然被中国官方封锁,但就像当年李志绥的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样,最后会被各种地下方式流传到中国,毕竟世界已进入网络时代。
张戎的“毛传”不仅将启迪中国人重新认识毛泽东,还会对西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西方知识界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和研究斯大林和希特勒,把他俩视为二十世纪的主要暴君,却没有重视毛泽东。不仅如此,西方还大量充斥着对毛的歌功颂德。上述英国作家乔治.华顿都在他的书评中愤慨地说,西方政治家、左派政客、学者、激进的时髦人物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非常可耻,他举例说,曾被誉为“英国国宝”的汉学家杨尼班(Tong Benn)就曾号召西方学习毛的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中间当然有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多是从热爱中国文化、研究汉语起家的,因此多被称为“汉学家”。这种对汉语言文化的热爱,这种好感,导致他们对毛,对中国的专制制度缺乏敏感。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中国通”多是左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自然容易把毛的暴力革命理想化、浪漫化。多年前我在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斯( Anthony Lewis)时,曾提到这个问题。这位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也曾多次去过中国的左派专栏作家都坦率地说,“我想部份原因是由于美国人历来对中国有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欺骗。包括美国的记者,往往非常天真、非常轻易地相信了中国一切都非常好。甚至文革都发生了,我们还没认识到。我们的确由于什么原因对苏联和中国采用了双重标准。”
当然不要说美国记者和一般的所谓中国通,即使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最高权威费正清,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不通”。费的最后一本书是《中国新史》,所谓“新史”主要是修正他以前对中共的浪漫幻想和评价。六四天安门屠杀后,费正清竟感叹,他根本弄不懂中国。当被称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鼻祖”都“不通”如此,那么那些小费正清,小小费正清,可想而知,其对中国和中共的认知,即使多么费心,最后也是既不正,也不清。
当然除了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自身的问题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作家还没有写出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有份量的揭露共产黑暗的专着。西方人对共产苏联的真正了解,很大程度和索尔仁尼琴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而且今天中国人直接用英文等揭露毛和共产中国的一般性著作,也都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戎的书填补了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8月4日)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