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大喊攻台的声浪中，在自造航母的亢奋中，在强化信息战的美梦中，发生这样的乌龙演习，对中共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首先是掘了他们自己军事理论的墙脚。毛泽东反复说战争中人的因素是首要的，因为武器再好，也要人来掌握。但解剖一只麻雀，便知天下麻雀内脏。莒县演习的乌龙，正是中国军事力量5项指标的糟糕记录。战非义战，士无斗志，一也；军人素质低下，敷衍了事，二也；支援力量（如医护人员），感情疏离，消极怠工，三也；“豆腐渣”机械充当工兵器材，分明是军官和企业主的通同作弊，权钱交易，四也；整个演习假戏假作，蒙混过关，拿军委主席开涮，五也！
50年代初，我曾是军校步兵科学员，为了“熟悉手中抢”，依据要求，能把马克辛重机枪的八大件蒙眼拆装；外科军医则能在手电筒亮光下，用15分钟作完一次阑尾切除手术。而今天，武器装备是直冲霄汉了，而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的人呢，则是贪生怕死的稀泥软蛋啦。
仔细想来，这种景况是不应该责备士兵的。这正是中共谋私利、欺人民、践踏正义、贪污腐败的投影。
投影到山东莒县演习是这样，那么投影到中共军人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的呢？阎连科在他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中，写出了一个军官们在精简时的场面：“他们是从午饭开始喝的，现在，都已酩酊大醉，四、五个干部，差不多都已醉得不可收拾，那景像完全是败军败仗后破罐子破摔的一幕活报剧目。这一些人既非同乡，也不是工作岗位上的伙计战友，之所以能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曾当过师长家的公务员、或者警卫员，再或是师长当营长、连长时的通讯员。比如三团的副团长，就是师长当营长时的通讯员，三团二营的教导员，就是师长当副师长时家里的第一任公务员。吴大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人人失去觉悟和原则，放任着自己的理性和纪律，脱了军装，开怀露脖，个个喝得烂醉如泥，在千疮百孔地挫伤着军人的风范和形象。”
他们都是军官兼党员，精简下来都是转业待遇，到地方党政工学商等部门当领导的。如今遇到岗位变动，便变成了这幅模样，若遇生死关头，能够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吗？尤其那个“正面人物”指导员对师长夫人刘莲的“面首”、他的下级吴大旺说：“我看出来刘莲和你的关系不一般。你该走了，最后给刘莲说一声，让她给师长说一下，说我今天听到消息说，组织上已经安排我转业了，请刘莲给师长说个情，我没犯什么错，年年都被评为模范指导员，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说让师长给我提一级，调到机关里，至少也让我在部队多干一、二年，如果警务连解散了，就把我调到别的连队去。到明年底我就有十五年军龄了，就是熬不到副营，老婆也可以随军了。实说了吧，我老婆他爹是公社书记哩，人家就是看上我有可能把他女儿随军安排工作，才让女儿嫁给我的。我娶人家女儿时，给人家写过保证书，说无论如何要让人家女儿随军呢。小吴呀，你和刘莲关系不一般，你就让她给师长说一声。”堂堂连队政工人员，此时像一个伏地而泣的叫花子！
莫说这是小说，这是部队真实面貌的浓缩。要不，中共会这样害怕，急急忙忙把它列为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