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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7月，中国大陆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镇压，我于1999年12月十来号到达北京，希望能够使用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行上访，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澄清真相。为了找信访局，我们同行3人在当地安顿了下来，由于信访局地理位置七拐八拐，连当地人很多都搞不清。而且很多人一听说信访局，都十分戒备，颇有谈虎色变的感觉。所以费了不少功夫，走了不少弯路。后来终于找到信访局，大概是12月17日下午4点多，这时，附近居民问我们为何打听信访局。有一位老人说“一看你们就是练法轮功的，不要去了，那外面停满了警车，都是警察，还没进去就被带走了，有些人因为不愿说自己是哪个省的，就被警察打，打得可厉害了，有个警察把个女的的头往铁栏杆上撞；前两天有个中年人被电棍打在头上打得昏过去了。你们觉得好就回去在家里练吧，你们又没办法改变什么。”等等诸如此类善意的劝告。我们仍然决定当天就去上访，但当走到门口发现已经下班了。
于是，我们商定下周一来。1999年12月20日一大早，约9点钟我们来到信访局门口，但是信访局门口冷冷清清，门上的告示表明由于当天正好是澳门回归，放假一天。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决定到天安门去看看。在此过程中我们又结识了同样来上访的另外4人，他们均从东北来，年龄都在50开外，两男两女。我们共七人乘车到了天安门。来到天安门，由于天还早，广场上人还不多，但是遍布便衣警察，我们看到许多便衣对行人进行盘查，尤其对外地人盘查十分紧。看得出来他们都有任务，广场上气氛显得很紧张。广场上的警车也很多。很多是那种像面包车一样的警车。我们一起的一名功友因为手里拎了一个大的马甲袋受到盘查，叫她拿身份证。幸好她向前紧走几步，跟我搭话，便衣跟在她后面好一会也就走开了。就在这么一会的功夫，我们在广场上就看到便衣警察两次抓人，大概都是功友，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上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面包车。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面包车，原来是抓人用的。我们一行漫无目的地在广场上走，后来来到国旗下，那个方位正对天安门城楼，旁边有一群年轻人，像是广东那一带的人，他们玩得很开心，但是我们的心情却很沉重，看到鲜红的国旗在飘扬，感觉到什么东西被玷污了。于是我们决定在国旗下炼功，向国旗证明、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清白。我们七个人在旗下两排站定，开始练第二套功法，手刚举起来不到一分钟，警察们叫喊着从四周围上来，警车也呼啸而至。国旗卫队士兵第一个赶过来制止我们。一名士兵把我的手使劲拉下来，然后跟着警察把我们带上警车。旁边围了不少不知情的当地市民，有一个胖子问我，你多大了？练这个？我被抓了，但当时心里很平静，我告诉他我25岁。他的神情很惋惜，我印象深刻，至今都记得。说明当时有多少不知情的无辜民众被蒙蔽呀！但是我仅仅跟他说了这一句话就被推上了警车。我当时很想跟他说“法轮功好！”但是我没有机会了。
车上那时已有一半位置坐满了人，全是各地的功友。我们上去，位置差不多正好满了，那个国旗卫队的士兵也跟了上来。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三名警察。一警察问，你们都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有什么好呀？我们答，真的好！那警察一边狞笑，一边挽袖子，说：我倒要看看看你们怕不怕打，打了以后还说不说好？于是从车后座开始一个一个煽耳光。老人、青年几乎无人幸免，每个人平均几十下，打累了就换人继续打。一个刚刚打完，又有个警察又拿着对讲机冲我过来了，他开始拿着对讲机抽我的脸，我眼前金星乱冒，疼痛难忍，不知道抽了多少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始终咬着牙一声不响。不向邪恶屈服。他抽累了停下手来，一路上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那个国旗班的士兵半路就下了车，有位功友看见他眼里有泪水闪烁，大概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不一会我们被押到了前门派出所。
接下来我们被押进去，在一个房间门口排起了队，是什么办公室不记得了，总之每个人进去就问你叫什么，是哪来的，哪个单位的，什么时候来的，来北京干什么，身份证号码是多少等等。如果不说的话马上就押到旁边的办公室上刑，进了这种地方就知道受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注：我活到25岁从没踏进过这种地方半步）。凡是说了的人就会被带到走廊对面的一个临时监禁的地方关起来，我们进去后发现满屋子都是功友。具体多少没有数。进去时随身的包都被扣下来，还要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凡是带著书的都被搜掉。我们在里面不能讲话，只能互相以眼神、微笑鼓励，我看有个功友穿得很少就示意她要注意保暖，结果被外面的警察发现以为我们在交换资料，差点要搜身。外面不断来人把我身边的功友带走，等了两个小时终于来人把我们三个带走了。在门口交接时把我们的包还给了我们。这人是贵州省公安厅派驻在北京专门负责抓法轮功学员的。他把我们带到街上，一边警告我们不要逃，一边叫了辆出租车，把我们押上车，一路开了很久，穿过大街小巷来到“贵州大厦”，进了门告诉门口的保安说这三个人是练“法轮功”的，没有我们带着，千万别让他们跑了。上了楼，来到一间房门口，里面又有好几个省公安厅的人，其中有个四十多岁的女的，对我们不太客气。进门看见我就问我的脸怎么了，带我们的人回答被打的，那女人不屑地说了一句“活该！”。我们被获准挨个上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我看见自己的脸已经肿得变了形，一脸青紫。和我一起的另一位女功友脸被打破了，牙齿也打松动了，后来一直疼了很久，吃不下饭。接下来就是搜身搜包，做笔录。在做笔录时他们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说：就是为了说一句话。他们问什么话，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他们还问了我的炼功经历等等，认定我是个顽固分子。我告诉他们媒体上说的都是污蔑编造之辞，因为我们有亲身体会，所以能辨别真伪，希望他们不要被蒙蔽了。做了笔录后来就领到楼下吃饭。吃完饭后又有几个公安厅的人回来，其中有个人看了我所在的区，就问我在哪上的中学，我如实相告，结果发现原来竟是高几界的校友。后来我尽可能给他们讲真相，但是很多话他们还是听不进去。我说，法轮功讲的“真善忍”真的我们在尽量做到，就拿刚才的例子说吧，那个警察打我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恨，真的一点恨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奇迹。我觉得这是真正从心里做到了“忍”，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克制。我到今天都认为我们法轮功的很多修炼者真正做到了常人所不能。说法轮功不好，我不相信！比起许多功友身体的改变（病好了）而言，从内心的根本转变这才是人间真正的奇迹呀！这期间，我们三人不能互相交谈，不准炼功，只好要么跟他们讲真相，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盯着电视。
晚上又来了两个女功友，她们被搜了身。我们5个人分两间房睡在地毯上，她们给了我们一些床罩，就这样和衣睡了一夜，因为晚上空调不开，夜里被冻醒了。可能因为是校友的缘故，也可能他们没有真把我们当坏人（看起来完全就不像），呆在那里的几天对我们三个还比较客气。我被获准跟家里通了一次电话，虽然只说了几句话，我母亲在电话那头担惊受怕的声音我很久都不曾忘记。大概第三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公司的领导、工厂的公安处和当地派出所的人就赶到了。我们被带走，在我们工厂的北京办事处之类的地方歇了一会，做了第2次笔录。我洗了个澡（之后约18天没有洗澡）。我们上了从北京直达贵阳的火车，路上有我的领导的关照，生活还不错。我当时面对我的总经理，心里感到有些对不起。我临离开贵阳时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为的是不连累公司受牵连。因为当时政策就很严格，哪个单位出了这样的事，单位领导轻则受责、被罚，重则处分、丢官。我不愿连累单位所以就辞去了自己颇为喜欢的这份工作。我在回答警察时说我是无业，后经追问我说刚辞职了，他们可能有经验了，还是到原单位打听了情况，我单位领导只得在百忙中抽空亲自来接我，我心里真是很过意不去。但是，事已至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环境下，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了。连带我们的单位、亲人都处处受到牵连、恐吓，根本没有安全感。火车开到贵阳，我对在自己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还很模糊。但是我知道前面是荆棘。工厂的车在火车站门口等着，我们上去后一路开到工厂所在区的派出所门口，领导临别时跟我说了一句：赶快托家里找找人吧！我顿时就明白了，也许我将面临至少3年的牢狱生涯（之前工厂里已有人因同样的原因被判3年）。
派出所里到处是警察，房间里烟雾缭绕，一位副所长嘴里骂骂咧咧，满口污言秽语，并威胁要打我。我们被第三次做笔录之后当天下午被押至贵阳市白云区的戒毒所和那些吸毒的人关在一起。在一份写有所谓“妨碍治安”的拘留通知上让我们签了字。我和另一名女功友与几个被抓的拾垃圾的人关在了一间只有个厕所其他什么都没有的拘留室里，没有床，门上有个洞，灯晚上是不关的。进去时，看守警告我们不要在牢里炼功。每天两顿，吃的是一钵糙米饭，一碗青菜汤。这样吃了15天。不得放风（看守是个老人，后来心软就也放我们出来站一会，扫扫屋内的垃圾）。幸好厂里把我宿舍里的被子和褥子给我送来了，不然恐怕寒冬腊月的要把我们冻坏。下午，得到通知的爸妈赶来了，可是他们不让我们见面，说练法轮功的不能探视。父母无奈，给我留了2百块钱，走了。后来，又过了几天终于见到了，原来家里托了关系，我妈看见我老泪长流，当时我的脸还没好，开始由青变绿，我妈看了更是伤心。后来我哥也来过几次，他们说我的事很严重，打听了说要判劳教，经过辗转托了关系，花了钱、吃了饭，公安局里传出话来，念在“是第一次”，要想不判的话必须写“悔过书”。我表态，无过可悔，情愿坐牢坚决不写。家里为了做我的“工作”来了好几次，叫我写，甚至把纸笔都带给我了。我用这些工具写了一封长信给家里，表明了我的决心。现在想来，这又是一个奇迹，那时候心里真的很平静，没有恐惧，没有担心，心里只有那一个信念。后来，家里又说，不要写法轮功不好，也不要说不练了，就说不去北京了，也可以。至少形式上满足他们一下。我动摇了，屈从了这个邪恶的现实，写了两份所谓的“悔过书”（现在，我正式声明这两份所谓的“悔过书”是被逼迫下写的，不能代表我本人的真实意愿，特声明作废）。但是这两份“悔过书”一直没有交出去过（可能什么原因忘了向我索要）。到第16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一大早爬起来，等着那个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我们逃脱了牢笼，重获自由。但是另外一位功友从此后却整整三年，剥夺自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在那段时间，我和功友互相鼓励，一起炼功，我们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我们的意志也没有被摧垮。我认为，从1999年到现在，真正的法轮功的修炼者无论在何种严酷的环境下就是这样做的。其实，就我的经历而言实在算不了什么，很多修炼者深受酷刑、被非法劳教，甚至被残酷迫害致死，至于抄家、拘留、罚款、扣工资、丢工作简直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修炼者的亲人和我们都是见证人。
回到家后，家里人很激动，也告诉了我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情况：我原来在大学里的男朋友当时在天津工作，得到消息后因为打听到天津当地镇压非常残酷，很多人抓走后就失踪了。心理承受不了，以至于不能坚持上班，由家人接回老家休息了一个多月，之后很久精神状态都没有完全恢复。而我，工厂里也正式通知我同意我的辞职，剩下只是办理手续问题了。此后，家里人一直胆战心惊，有人敲门就会很紧张，怕有人来抓我，或是来抄家。因此，春节过后，我在亲友的帮助下不得已离开贵阳，到外地谋生。从此我开始了异乡漂泊的生涯。
然而，在我走后，家里也一直没有清静过。派出所但凡逢5.1、10.1,或者开两会等，常会来纠缠我家人，甚至于2003年（月份记不清了），还开公函到我家人单位去纠缠，逼他们说出我在什么地方，要他们说出我的电话号码，叫我要么回去，要么答应以后不去北京上访。他们的做法其实很明白，就是要传递一个信号：你小心点，不然你家人都会有丢饭碗的危险。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三番五次地到我家人单位去威胁说已经知道我在哪了，要去找我，把我押回来，这样一来我就会丢饭碗了，等等。劝我家人要想清楚点，做做我的工作。
我的身份证由于在北京时藏在了一位朋友那，幸免于被扣。到02年到期后，家里面帮我补办了，派出所竟然百般刁难，扣住不发。不仅如此，还反覆纠缠，逼我写所谓的“保证书”，不然休想拿到身份证。从2002年7月一直到2004年春节前扣了一年半，在这期间，派出所的警察前后多次到我家纠缠我已退休的老母，采取种种威吓、收买的手段，我母亲表示她不能代表我，如果要写，除非我本人自己写。最后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母亲提出把我的户口转到我家所在的区（原来还在工厂所在的区），所在派出所为了早点甩掉我这个麻烦，于是迫不及待地把户口关系直接交给我母亲，才把这个身份证换了出来。结果，家里所在的区也不肯接受我。从此，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地。
凡此种种，都是我和我家人受到迫害的经过。但是被迫害更加深重的功友在贵州、在中国大陆实在数不胜数。我的另一位女功友的遭遇讲起来令人发指。从2000年元月之后到现在（2005年），4年的时间家里屡次被抄（次数都数不清了），派出所不但采取扣押身份证、跟踪、监视等手段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随时想到就去抓她，而没有任何理由，她常常不得不把才6、7岁的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无人照看。4年里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她是在拘留所、戒毒所、洗脑班这些邪恶的场所熬过的，在洗脑班里她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严重迫害，因绝食被灌食，弄得满嘴是血，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因我长期在外，联络不便，许多被迫害的细节都还不太清楚）。村里（她家在郊区）也对她家格外“另眼相看”，处处刁难。家里从前本来日子就难过，后来弄得只能吃白米饭和青菜，孩子没有钱不能读书。她老公不得以只好去外面做工。一个好好的家差一点被弄得妻离子散。另外一个功友出狱后，人身自由同样受到限制，找工作十分困难。
但是，不论受到何种迫害和诽谤，我和我的功友都坚信：信念是不能因迫害而动摇的，真理也不会因肉体的消亡而改变！
大法弟子：小蔡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