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历次运动先造舆论，再造红色恐怖，打击一大片，人们在胆战心惊中迷茫，发狂、激进，互不信任，互相揭发，六亲不认，打死白打死，冤死活该，受迫害被捏造罪名，老百姓在红色恐怖的人间地狱里偷生，党内外一片惶恐，哪有人权可言？
那天我和爸妈谈起“九评”，他们二老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小故事。土改时，我不满一岁，妈妈和我在姥姥家住。一天，突然来了一帮贫民团，说是要封我姥姥家门，把姥姥全家赶了出去，那时我小兜兜里有一块大洋钱也被贫民团夺了去，我妈一块新裤料缝在外裤上，也被贫民团的人从身上撕下来拿走了，姥爷被他们强行带走。姥姥对妈妈说：“这娘家不能呆了，回婆家吧。”妈妈流着泪，我大声哭喊着。到了奶奶家，才知道奶奶家也被贫民团封了门。爸爸回忆说：“当时贫民团的人叫着我的小名说：‘XX，出去吧，这东西（指房子等家产）不是你的啦。’”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沦落人。后来听说我姥姥村有一户人家被封了门，主人只穿裤衩被吊在树上，贫民团的人拿枣树枝子（带一厘米长的尖刺）没头没脑往死里打，打得人家满身是血，晚上他妻子连油灯都没有，摸黑用手给她丈夫拔刺，一晚上拔出了半碗枣针刺。后来要打我姥爷，我小舅吓得大声喊：“甭打我爹，我知道我家场院里埋着大洋钱，我们拿出来。”就这样小舅急中生智才救下了我姥爷。其实我奶奶家、姥姥家也只是个中农。
爸爸还告诉我说：我们附近村的贫民团把一个只有6母地的人家当成地主，主人被一根绳子栓住两脚绳子另一头被栓在打惊了的马背上，整个人在大街上被活活拖死。
一村看一村，贫民团互相取经，运动一展开，一发不可收拾，每次运动大都如此。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被毛泽东肯定了的，说是矫枉必须过正，屈死、打死、冤死、气死，这都是共产邪党的政策所至。我上小学时，邪党号召知识分子给它提意见，说是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结果，给提了意见的，哪怕是给书记提了意见，都被打成了右派。我非常尊敬的、受同学欢迎的、教课水平很高的两位老师，一位孙老师、一位韩老师都被打成右派，那时我认为：谁好、谁有才能就是右派，我不为他们耻，而为他们荣。
我村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她儿子在北京工作，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到东北边疆给冻死了。老人总问为什么儿子不来看我，可怜她一直到临死都认为是自己儿子工作太忙了。
在街上我遇到一位73岁的老人，给我谈起他大学毕业后，老老实实从事自己的教学工作，反右派时，自己是因为单位右派人数比例不够，领导想来想去，让这位老实人为凑数被划成右派，窝囊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样的恶党给这位老人带来一生的痛苦，又有多少家庭被恶党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大跃进时，人们又被恶党搞的发了狂，母产皮棉千斤，母产粮食万斤，天天放“卫星”，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怎能相信这鬼话？既然母产千斤、万斤，按产量交公粮后所剩无几，农民自然没的吃了。村村闹饥荒，家家不够吃。当时正长身体的我放学回家，早已饥肠碌碌，掀开锅，锅里煮的是一锅榆树叶子，再饿也难以下咽。村干部逞脸说我村粮食吃不完，生产队里开会让各家报自家的粮食数，社员们也都是有一报十。那时我父亲在北京部队工作，我们弟妹四个，只靠妈妈一个劳力养活，年年拿钱从生产队里买基本口粮。我妈说我家没粮食吃了，开会时队长当着社员的面斥责我妈，并打了我妈一巴掌，我妈就这样被当众凌辱。回到家，已是深夜，四个孩子已睡熟，被妈妈的哭声惊醒，我知道妈妈是个能吃苦能忍耐的人，一定是受了大委屈。我抱着妈妈哭，几个弟妹也跟着大声哭喊，妈妈无法言语，满脸泪水。第二天，妈妈又去下地干活，结果饿晕在地里，被社员用小车推回了家。我听门外乱哄哄，就跑出去看，只见车上的妈妈脸白得象死人一样，我大声哭喊着：“娘！这是怎么啦？”医生给我妈妈打了两针葡萄糖，半天妈妈才慢慢活过来。医生说：“这是肚里无粮，饥饿所致。”检查团来我村，几家的粮食放在一家，其实大坛子里放的是被子。坛子口上铺上一碗绿豆，逞强逞到这份上，告诉检查团：“看！我家光绿豆就有一大坛子呢。”我小妹妹会走路了，饿得又不会走了，我小舅生了一个儿子，舅妈饿得没奶，儿子自然也饿死了。可这情况被说成是还苏联债，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其实是大跃进时，虚报亩产千斤、万斤，按虚报的产量交公粮的结果。为了保住毛泽东的权利，全体跟着撒谎，你骗我，我骗你，骗人者也自欺欺人，谎言满天飞，人们被骗着，寥寥几个清醒者，有话不敢言，彭德怀经过家乡调查写了万言书，最后自己在被打倒的文件上签了字。一言堂。一人说了算，在这骗人邪党领导下，饿死多少人，中华民族的灾难啊，有说清楚的那一天。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带动得狂妄得不知自己姓什么，被抄家、被打死、跳河自杀者比比皆是，河边死尸旁飞来飞去的苍蝇，被一个破席盖着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班51名同学，17名同学的家庭被触及、被抄家。有的同学吓得求同班出身好的同学去抄自己的家，期望是熟人，受迫害轻些，那知善良的同学看到打人的惨状心惊胆战，看到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有的穿着军装，拿着钢鞭，简直就是土匪。有一天，有一个转业到我们班的同学，站在30多人的队伍前边声嘶力竭地喊叫：“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给我听着......”那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听这位转业军人的训斥，无一人敢动、敢言语。
然后就是斗走资派，武斗，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社会一片混乱，想打倒谁，上边一句话，几天就倒。人整人，人斗人。我奶奶拿着小红书（毛语录）去开会，书上有土，奶奶用手拍拍土，被说是不尊重毛被批斗一通。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把刘少奇说成毛泽东，纯属口误，被学生批斗，搞得无法见人，只好另投它校。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被挂牌批斗、游街，牌上写着侮辱自己的话，嘴里骂着自己，手里敲着锣，成群的人看热闹，被强迫剃成光头。批斗会跪在台上，发言声声咒骂，心里是啥滋味？
在邪党领导下，中国人半数以上都受过各种迫害，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怎么现在才认识这个邪恶的党？怎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只承认它造成的灾难，而看不清它的邪恶本质呢？甚至有人听都不愿听呢？
六四反映了中国人反腐败、反贪污、求民主的心声，老百姓从未那么心齐过，大家伸出食指和中指对着游行者表示赞许，满街是支持者。然而邓小平下令开枪打死许多人，坦克从学生身上压过去，长安街变成屠杀场。说是要换来20年稳定，人们遭此惨案，人人过关，个个表态，造谣电台又开始忙起来，说没打死一个人。又有谁相信呢？我有一位同事住在木樨地，他邻居家一儿媳在厨房做饭，被不长眼的冷枪子给打死了，公公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上告却无人理睬。我的单位在此事件中死一人、伤一人、失踪一人。这位同事去医院，医院一屋子横七竖八地罗了一罗一丝不挂的死尸，足有50多人。一次次屠杀，一次次迫害，惊醒了少数人，吓坏了多数人，迷惑了不少人。国民党时期，它一次次欺骗鼓动学生运动，后来害怕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忐忑不安，三人上访都算违法，可是却挡不住满街的骂声。点点面面的全国性反迫害经常发生。
人们难道就这样在邪党假、恶、斗的领导下的社会里生活吗？纷纷出国避难、躲灾成为一种潮流，虽然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不得已只好选择更有人生价值的大逃亡，大家以各种方式追求着自己所追求的。
当我得到了法轮大法后，我猛醒，我惊呼：“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这绝对是天理。师父的每句话都穿透了我的心，我觉得我是三生有幸，祖上积德，让我遇上了这一高德大法，我认同我就是为同化大法才来到人间。十一年来，我天天看师父的书，那么多书反反复复看，师父讲的法如此圆容，无懈可击，令人心服口服。他使我心灵深处的改变，精神境界的升华，人的执着的放下真是无法用语言说清，十一年我没吃过一粒药，我受益无穷。99年开始江泽民利用共产党用各种流氓手段迫害法轮功，至今已迫害死1600人以上（政府统计7000人以上），而且人数仍然不断上升着，到今天已达六年之久，我没有一点动摇，虽然看似度日如年的迫害中，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为什么？因为一切宣传是谎言，师父的法在我心里，我不相信它们。从历次运动中，我也能识别它们。说三个月要灭掉法轮功，可六年了，法轮功却传遍世界。只是因为这些人要做好人，因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对这些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炼功人都可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政治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样的政府可怕不可怕？在这样的国度里生活，邪党怎能不次次在世界人权大会上遭谴责？江泽民怎能不成为世界五大人权恶棍之一？这样腐败、堕落的党怎能让人再相信？怎能不远离它？怎能不遭天谴？令神为之震怒？不是谁要打倒它，是它病入膏肓，气数已尽，何况它迫害的是走在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天不容它了。
警察几次到我家骚扰，并威胁说：“不许这，不许那，否则连累我下岗，你也甭想好受。”逢年过节，逢开什么邪党会议，逢敏感日子，电话骚扰，来家骚扰，在小区里跟谁说句话，送点东西都有人盯哨，汇报家委会，并盘查有关人，这社会不是人间地狱？我只好漂泊度日。有一学员被命令不许去天安门，该学员只问了一句：“天安门为什么不能去？”就被关了一个月。原来它们策划了春节前的天安门自焚惨案要栽赃法轮功。在监狱里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五花八门，有的罚站36小时，困得学员直挺挺的几次摔在水泥地上，十几天不让上厕所，憋得人浑身肿胀，人都变了形。进劳教所好好的人，几天送出的是尸体、骨灰，说是自杀、暴亡，亲人上告无门。它们心虚，不公开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这就是共产邪党统治下的暴政。
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我劝明白人赶紧和它一刀两断，当有人清算它时，为保平安，别给它当垫背的。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仇恨，因为我和我家算不上什么，多少家庭受的迫害那才是謦竹难书，我只是看了“九评共产党”后，联想起一些事，随便把我亲身经历和知道的事写出来。当人们从理性上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后，再看它近百年来的历史是多么荒谬，那些贬义的词汇安在它身上，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