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展望中国》，我是黄绢。继续为您进行的，是杨银波先生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
杨：我以我母亲外出打工时所付出的代价，谈民工的辛苦和我自己的思索，这是一个许多年轻人都还暂时看不到的情况。我以身说法：我母亲，梁如成，今年49岁。 1993年，她开始打工；1996年，来到广东；2003年，因为疾病缠身，停止打工生涯。从1996年到2003年，在广东打工的这七年时间里面，她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我抚养成人－－我开始挣钱了，我终于可以成为家中的经济脊梁了。但是快乐是短暂的，一天接着一天，我看到了残酷的悲剧在折磨着她、折磨着这个家庭，那就是由打工带来的令无数医生都惊叹摇头的复杂疾病。举个实在的例子，为了医治她的病，我们家花费的经济远远超过她在广东七年打工的收入，她现在身上的病经过统计，超出十种。这些病是怎么来的？当年她在农场打工，水能打到她胸脯的位置，或者打到腰部的位置，长年累月如此，以至于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今年6月24日，我母亲终于倒下了，几近生命危险，送大医院住院才得以复活。接下来，住院的时间可能长达一个多月（现在我就在她的病床前），这次住院又恰恰发生在我的经济状况陷入危急的时刻。啊，看看我的母亲吧，我的民工朋友们，想一想：今天你们每个月可能会挣到1000块钱，即使你最节约地开支你的经济，你最后只可能剩下500块，这500块钱你还得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供弟弟妹妹上学，或者你还年轻，你要娶老婆、修房子、搞装修，同时这样长年累月的劳动给你带来的是身体上的不健康，然而你又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这意味着你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意味如果你一旦有了重大疾病或者有其他重大的经济危机，国家、政府不会向你无缘无故的施以援手，乃至于你向社会求助，都可能于事无补，没有希望。
因此，一个最起码的口号就必须被我们呼喊出来：工资必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要提高！因为，当前这个情况实在是太不正常、太不像话了。当然，一些企业老板，他们也会解释说：“企业的成本也很大嘛，很多材料的价格比原来高了，我们也要顾及我们的成本，所以只有削减你们的工资。”所以，很多企业干脆就把工资定在稍微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位置，或者就定在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个位置上。好，说到这里，前天我调查一家生产纸品的印刷厂，这家工厂有2500名员工。我问他们：有没有签合同？他们说：80%都签了合同。再问：有没有办工伤保险？他们还是说：80%都办了工伤保险。我再问：你们的工资有多少？他们说：番禺区最低工资标准－－574块钱。
通过一番详细的调查，我得出了一个非常让我不满的结论：这574块钱不是他们月底能够全额得到的，而是厂方扣除了他们的伙食费、住宿费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最后扣下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人每个月只有400来块钱。不是说得好好的吗？574块钱呀，怎么成了400来块钱？嘿，你说我这企业不合法，可我签了合同、办了保险，还没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我合法呀。这就是幌子啊，企业通过这种看似合法的动作，不断盘剥，以求扩大自己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企业，无论它的总部是在香港、台湾、美国还是在中国大陆，它们都是无良企业，这样的商人也是无良商。
黄：的确，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案例，都说明民工的权益被一层一层的剥削掉了。那么，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仍然有大量的劳工源源不断的投入劳动力市场呢？
杨：我也很纳闷啊，这些民工的忍受力真的是很强呀。尽管民工荒已经产生了，尽管他们的企业已经有这样多盘剥他们的机会，有这样多盘剥他们的事实，但是仍然有绝大多数的民工没有选择离开，没有重新开辟一条道路。因为他们知道，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一个长久生存的机会，那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寻找工作艰难啊。寻找工作为什么难？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直接针对的是“弱势群体为什么弱势”。
第一，他们是能力弱势。我们知道，在这边打工的很多民工都很年轻，他们尽管年轻，但是他们过去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书，没有做什么农活，也没有搞什么职业技能培训，好一点的是从职业中专毕业出来，那么其他从初中、高中毕业出来的人呢？毕业的时候，学校给你一本《外出打工手册》，让你简单看一下，完了，又不培训什么谋生技巧。许多人出来打工，都是边学边用，靠这样的一种不成熟的技能来艰难谋生。他们既没有政府部门的输出，也没有政府部门的培训，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的消息，政府也没有把足够的资讯透露给他们，没有放在他们手中，放在他们的眼前，这就增加了盲目性。
第二，他们是机会弱势，也就是机会的不平等。所谓机会的不平等，就是说看上去大家都是中国人啊，都是中国公民，可是从这个省到那个省，对于当地的地缘，对于当地的人际关系，对于当地的资讯了解程度，他们在“知道”的层面和“认识”的层面上都极为缺乏，而这些恰恰又是直接决定着能否找到工作和能否找到一个好工作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资讯能够直接跑到他们的面前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现在我就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告诉他们“出现了问题要找谁”，因此我编辑、印刷了《中国农民工维权通讯录（广州）》，免费发送给民工；第二件事，是为民工建立档案，就是要明确知道在一个地方，民工们的姓名是什么，年龄有多大，原籍在哪里，学历是什么，工龄有多长，技能有哪些，然后找一些需要招工和做职业介绍的有良好关系的朋友，请他们为这些民工解决一下就业的问题，要让他们有选择权，扩大自己选择的权利，能帮一个则帮一个。当然，这个工作本来不该由杨银波来承担，应该去承担的牵头的人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政府劳动部门、建设部门、工会的这样一些人；二是民间专门为劳工维权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在这当中也承担着一个有益而重要的角色，传递丰富的职业介绍信息，这样的目的是使就业资讯足够活跃，把劳动力足够地利用起来。
回顾一下今天我讲的内容，从最低工资的“低”的程度，看到了工资的不增长；由工资的不增长，看到了他们的巨大成本，看到他们生存、生活的艰难；由生存、生活的艰难，又反思他们究竟有多大的选择权。我们的焦点集中于扩大他们的选择权，要在这个课题上下功夫：第一，提升他们的能力，最好由国家来全民发起成本低廉甚至免费的职业培训、技能培训；第二，赋予他们以机会，提倡社会公正，提倡资讯透明、资讯到位。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希望得到社会赞同和多方共同努力。因为这是既想做又确实能够做得下去的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务实的呼吁。
黄：这就是杨银波今天和我们谈到的民工是不是有充分的选择权，还有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是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然，在这当中，对政府主管部门以及政府组织有更多的期许。最后，让我们来听听杨银波的一段话。
杨：现实社会是极其残酷的，残酷的社会需要救赎者，而第一个救赎者即是自己。为公众而奋斗，即是自我救赎。所以，我们要维权！
黄：“所以，我们要维权！”好，我们谢谢银波今天为我们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我是黄绢，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005年7月3日下午
整理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医院住院大楼5楼503房 母亲梁如成病床前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