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尽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对儒学的作用发表意见和争论，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郑家栋事件和我们的文化讨论发生关系。研究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的人何止千万，其中难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时失足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可以伤及那门学问、那种信仰，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学术和信念存留。
我同意陈明等学者的看法，郑家栋事件纯粹是个人事件，既与他所在的单位、团体无关，也与他从事的学科、事业无关。我甚至觉得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连声明的必要都没有。他们发表声明，是因为有错误的联想和批评在前，徐来先生把他们的声明说成是“此地无银”之举，有违事实，有失公允。
我在前不久发表过一篇文章，从“长江《读书》奖”事件的回顾和教训中论及知识分子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我强调，“不能认为被批评者的失误与其学术观点和社会文化立场有必然联系”。我对那场争论感到满意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把对一个事件的批评和事件涉及之人碰巧所持的立场、观点的评价当成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处理。现在看来，划清个人的缺失和学术观点、社会文化立场的界限，实在很有必要。如果我们对某种观点和立场持批评态度，我们只应该从学理、历史、经验事实等方面找论据。学术不是政治，丑闻在学理之争中不起作用、毫无地位。
郑家栋事件之所以引起较大关注，我想原因在于案情离奇，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还有就是郑本人也有相当的知名度，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个公众人物。我们不应该用“‘儒学大师’郑家栋如何如何”这样的语式谈问题，实在要说，最好用“郑家栋事件”之类的提法，以划清个人和儒教的关系。当然，如果真是一个儒学大师发生苟且之事，那么对儒学声誉的伤害就在所难免。台湾佛教寺庙中发生过和尚对尼姑的性侵犯事件，美国发生过教士对幼童的性侵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对当地的宗教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说到底，也就是证明任何事业、任何活动都有不良分子杂入其中，而佛教仍然是佛教，天主教仍然是天主教。同理，出了郑家栋事件，儒教一如既往地仍然为儒教。
如果郑家栋真是公认的“儒学大师”，那事情又将如何，我看就很难说了。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郑本人以及学术界以前对郑的地位、成就、名声持平实的估价，是正确的。想想看，如果郑已经被炒作成“儒学大师”，现在的局面会有多难堪？说到这里我倒想对当前倡导国学的学者冒昧建言，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事业，对之有长远打算，那么一定要保持低调，力戒鼓噪；首先而且长期埋头做学问，把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补课工作做好，至于那些微言大义、事业理想，等以后再说。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时兴了一阵，马上被打压下去，原因是有人(尤其是儒学研究队伍内部)对国学热的所谓“意识形态动机”大加追究，而不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从学理方面提出了疑问与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以为，艰苦、长期、低调的文化建设而非张扬、鼓噪，是复兴国学的建设性道路。
新京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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