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民代言，还是过于张扬？是眼光敏锐，还是学养不足？围绕着易宪容，充满了很多对立的评价。易宪容的激烈言论，让外界有各样的评价。带着疑惑，记者找到他位于北京北郊的王府公寓。
开门是一张笑脸，笑得非常开心。佐丹奴牌的套头衫加上灰色大裤衩，再加上一双拖鞋，是北京胡同里男性在夏天的典型打扮。他笑眯眯地带记者参观房子，一个人在前面蹿上蹿下，走路跟跑步一样。他忘记倒水，发现记者口渴，又一拍大腿，从沙发里蹦起来，跑到厨房去切西瓜，又很热情地说：“多吃几块，多吃几块。”
易宪容猛烈抨击房地产泡沫后，许多朋友都给他打电话，说，“易老师，你要多保重啊。”他们得到的答覆多是易宪容的大笑：“我没事。”易宪容说，他觉得朋友们想得太多了。
问到这次警告对他的影响。“无所谓啦。”易宪容说，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直笑嘻嘻的。“我是个很好玩的人，哈哈。”他踢掉拖鞋，光着脚板踩在地上。没多长时间，自己又重复一遍，然后自顾自大笑起来。
不过，这段时间易宪容还是减少了公开活动。大多数时间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再就是和朋友聊天。他说，早晨散步时一个人拿着相机出去，什么有意思拍什么，连漂亮的女性也会悄悄收入镜头。
易宪容与房地产商发生冲突，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今年3月，新浪网一次网谈，请他和几位地产商展开辩论。当时是“6对1”，几位地产商轮番发言。“他们欺骗民众，”易回忆道，“他们认为上海的房价不高，谈东京、香港的房屋价格多高，而且不让我说话。”易宪容气得差点当场翻脸走人。
易宪容介绍，他作出房地产泡沫的判断是在2002年。一个晚上，他驾车沿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转悠，发现到处是工地，到处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像一个大工地，他就此认为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哪有像这样搞建设的？西方城市化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人家几百年才发展成今天这样子，我们几年的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房子。”
从去年始，他大声疾呼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性，在众多唱好房地产经济的经济学家中独树一帜。正因为此，他成了房地产商人眼中的“恶人”。不过，很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认同他的看法。
对易宪容的反击铺天盖地。著名的地产商潘石屹说他是“教条主义者”；众多学者在各类论坛上宣称房地产经济“健康”，质疑他的观点没有经过调研。综观整个经济学界，真正和他观点一致的极为少见。
众声喧嚣中，易宪容支撑着房产泡沫论的大旗。他频繁接触媒体，－他最多时候一天有7篇文章在报刊发表。“我就是要说，告诉民众一定要持币观望，房价百分之百要跌，只要大家齐心，他们（地产商）一个月都支撑不了。”
在许多开发商眼里，易宪容缺乏调研和严格的学术研究支撑。听到记者是为了了解易宪容的情况，北京一位知名房地产商在电话里口气平淡：“我和易老师平常关系还可以，但对他研究方法不能认同。房地产泡沫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经济问题，他没有经过严谨学术研究，结论太过草率，容易误导社会舆论。”
易宪容本人则坚持认为：“很多东西无需用深奥的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常识最重要，我判断房地产泡沫严重，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从常识出发。”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公布的各种房地产数据。”易宪容说，还不如晚上出去看看那些新建的小区，有多少灯亮着。“我一个朋友买了北边的一个高级楼盘，一平米一万多，房子早卖光了。可他告诉我，那里的房子，实际入住的不到五分之一。”“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靠常识。为什么科斯（美国经济学家）得诺贝尔奖，他就讲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在交易过程中有交易费用发生。他没说前，大家都明白，但是只有他把交易费用提出来了。”
易宪容对自己基于常识的判断一直很自信，“因为我的阅历、背景，写文章能够看得比较远，看得深。”“2001年股市最牛的时候，都在看好五千点，我判断股市要转，当时写了很多篇文章，认为股市不行，让股民千万要赶快撤出来。”当时易宪容的妹妹也在炒股，因为他坚决阻止，最后股票全部出手，一点也没亏。
今年3月，中央政府开始重视房地产泡沫现象，众多调控措施陆续出台。但易宪容并不认为自己胜利了，对他来说，真正的胜利是让房价跌下来。种种迹象显示，这种胜利仍然无法预期。
文章中的易宪容横眉怒目，生活中的他却很平和。有同事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便问：“易老师，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易宪容回答：“没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一年来，易宪容频繁发言唱衰房地产，开发商和各地的邀请越来越少了。他自己也主动规避一些场合，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不久前，某市有关领导透过易宪容在当地的同学，盛情邀请他去“调研”。易宪容坚决不去。“去那里干吗？去了我说什么呢？说不好你们（指上海有关方面）不高兴，说好我又不能说。”
参加活动少了，这对易宪容来说似乎是一种损失。因为参加活动、坐而论道的背后，“车马费可不少，”易宪容看了看记者，“起码是你们一个月的工资。”但他看起来并不在乎。“从现在起我就是一直坐在家里，都能过得很舒服。”
易宪容对自己的赚钱能力非常自信。他有一句口头禅：“北京遍地是黄金，我随便弄个什么法子都能赚钱。”他坚信，富之有道，是市场经济的最大推动力，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1987年读研究生期间，易宪容到北京调研，偶然发现北京的明信片比上海便宜很多。他把身上500多元钱全部批发了明信片。回到上海后，在覆旦、交大等学校摆摊，一个星期就卖光，净赚1100多元钱。
20世纪90年代初，易宪容被分配到湖南师大做教师。那时许多人写论文在国内发，他写论文直接寄到国外发，一篇论文的稿费就是100美金，连发了六七篇。他的体会是，“做学术也一样，同样产品可以卖不同价格。”
易宪容说：“这些年来，我想做什么事情，一定成的。”1999年，他在香港读书研究之余，买了一些股票，如今几支股票全部涨了。2001年，他把自己资产的大半以上都买了外汇，结果几年后，资产升了百分之三四十。
易宪容还说，“我对钱看得很淡，过得舒服就行了。”不久前，易宪容出去散步，路边向一个农民打听一些情况。第二天，农民找上门来，“哎易老师，我要和你合作。”这农民想找一块地，和易宪容合作搞点开发。易宪容还认真考虑了，发现承包期有问题，“如果承包二三十年，可以搞点环保产品的开发，肯定能赚钱。”
易宪容受过苦。他父亲是抗日老干部，“文革”期间背上“黑五类”的帽子被打倒，带着全家6个孩子，拖着3辆板车的全部家当回到农村老家，靠老乡们偷偷接济才得以勉强度日。这段日子让今天的易宪容仍然记忆犹新。
名气大了后，易宪容曾被经常参加房地产商邀请的一些活动。“但我不是为钱去的，”易宪容说，“我要借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理念讲出来，帮助民众去判断、思考。”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后，易宪容自认为已经做到不与人争利，一个人独自逍遥自在。社科院的同事们申报课题，易宪容说，我不去和他们竞争；有一次改试卷，报酬很高，有同事觉得很赚钱，易宪容想都没想，没去。
易宪容告诉记者，他开始热心公共事务。社区门口一条道路经常溅水，易宪容找到物业，联系几次后，修好了。社区门口的马路刚修好，红绿灯刚安上，很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他就站在那里，劝阻那些闯红灯的路人。
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易宪容被视为“不能埋头学术，学术素养不够”。乍听到“易宪容”的名字，北京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就在电话中后脱口而出“这个你们不要问，我不感兴趣”。他的一位同事则语气冷淡，“他这人和别的人不一样，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者”后，再不愿意多置一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