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钊，在过去人们常回避不谈，因为这些人不属于“革命阵营”。其实，即使是后来革命处于“低潮”时，仍有许多并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参与了对烈士的营葬。
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看到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
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如果用我们久已被灌输成习惯思维的历史观，这就是很难认同的历史的事实了。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举行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文中“守常”即李大钊。－－编者注）
(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