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认为，从数字上看是有道理的，甚至可能会更快。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的，开始慢，后面快。因为有个道理，刚开始动员时很难，维权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人去动员第二个人时相当困难，当和第二个联合起来去动员第三个人时就容易得多，当十几个人去动员第二十个人就相当容易了，一个人去动员一个，数字就翻倍。
唐柏桥指出，但我想，这样去推算的话还是陷入一种常规思维模式，用数量去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形态，准确的说这样是不准确的。
唐柏桥认为，当百姓的不同声音连成一片时，独裁证权就会终结。70年代所有的共产主义集权垮台，和包括南美洲、东南亚集权国家垮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就是军事独裁也好、共产主义集权，刚开始时都是铁板一块，没有不同的声音，当不同的声音开始出来时，那个过程非常艰难，抓抓放放，当不同的声音形成一片时，当老百姓发现不同的声音没有什么可怕的时候，就是这个政权终结的时候。
唐柏桥的第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就像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正在发言时，突然有人嘘了一声，然后整个会场就安静了好长时间，几秒钟的时间，大家都没反应，齐奥赛斯库也没反应，然后大家看到没有人被警察逮捕，结果大家都嘘起来了。齐奥赛斯库也感到大家的不满时，完了，多数人已经站在了我的反面去了，他就溜之大吉，当然溜也溜不掉了。
唐柏桥的补充台湾民进党的例子：“当时已经与国民党进行了反覆的斗争，要求自由民主。当时有32个团体在海外，他们就汇集在云山饭店，约一千多人关着门开会。他们就说，今天我们这么多团体在一起，关起门来，不成立一个反对党派不离开这个屋子，就用两天的时间，讲清楚了原因，到最后时就成立了一个民进党。
成立了民进党以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很多想到我们会不会被抓起来，那个时候中华民国国内还不允许成立党派。过了两三天相互打电话后才发现没有一个人被抓，这个党就成立了。
其实那蒋经国已经知道去抓人已经不合里时易，再抓就不得民心了，就允许这个党的存在了，后来就是开放党禁、报禁，这个过程非常快，接下来就是开放选举等，非常戏剧性。”
有人说：退党就是到了五千万，中国共产党还有一千万，那一千万可以统治中国，一百万好像也可以呀。像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家庭式的统治全国，就那么几十人、几百人就把国家统治得好好的。
唐柏桥分析，中国不同，那个时候的苏哈托没有对人民犯下那么大的罪行，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犯下了太大的罪行。苏哈托是第一代统治，而今天胡锦涛是第四代领导人，说实在话，连个排长、营长都不会服他为军委主席，就像古巴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在古巴和胡锦涛在中国的威信不是一回事。
唐柏桥认为，退党大潮的发展不是那种一百万到五百万，一千万到二千万那种关系，就是有一个临界点，一旦那临界点突破，这个党就结束了。这个临界点到底是多少的数字，还是那个时间段是个临界点，我不敢断言，但是决不会是等到五千万。
唐柏桥表示，从上述意义上讲，我们很难知道这个临界点在哪儿，但很接近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