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发言的是大纪元时报副总裁，费城雷堡商学院市场管理学的助理副教授谢添博士。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迷失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一方面，从中国官方发表的经济增长率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GDP是9．3%，然而海外专家和学者都置疑这个数字。众所周知，GDP的增长一般和能量消费的增长持平行。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象中国报道的那样：1996 到1999年是25。6%，那么那一年报道的能量消耗却降低12%就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今年的人大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抱怨过从各城市报上来的GDP比中央自己统计来的数字高5．9%， 这说明这些数字都有问题。
第二．外商投资问题， 如果外商投资是建立在造假的基础上，岂不是很危险吗？谢教授举例说，国外有很多家电公司都投资中国，可是目前只有西门子公司赚钱。微软公司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分公司，可只有在大陆不赚钱。
第三方面人民币增值问题。谢教授说，如果中国大陆真的经济很发展的话，外商投资中国应该赚钱才对，而实际情况则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近年来出口增长很多，进而使贸易顺差增加。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就是人民币增值的问题。人民币还不增值的话，与世界各国的争端将不断增加。可是，中国官方就是害怕，坚持不让人民币增值。这也从侧面说明所谓的经济发展，没有它们说的的那么快。
第四方面是中国的外汇存底是6500亿。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抑制进口的结果。中美贸易之间中国是顺差，累积起来，这就是中国65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部来源。外汇储备说白了，就是手里抓了一大把别人的货币。
谢博士说，实际上一个国家存这么多外币，这笔钱又不能直接用于国内投资，就等于放弃很多机会发展自己，那么这些外币储备就是有害的。换句话说，6500亿放到国库，没有回报，每年都要损失上千亿，所以说外汇存底不是越多越好，在不需要它那么多的时候，在超出外贸正常需要的前提下，就可能是有害的。那么为什么中共当局在亏本的条件下还是如此拼命增加外汇储备呢？他分析说，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共在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外汇储备的增长完全可能直接是中共信心危机、统治危机的产物。两次增长的高潮都是伴随着中共统治的危机：一次是90年六四镇压后四面楚歌的危机，一次是2001年镇压法轮功骑虎难下、开始走下坡路的危机。而今天，在汹涌的退党浪潮中，可以预料的是，中共给自己准备后路的活动只会加剧。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大规模增加外汇储备，监守自盗，抢劫国库。目前愈演愈烈的贪官卷款外逃(包括前几个月广东一个银行行长偷窃10亿美元出逃)，就是其真正的反映。
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电子游说组织的总裁麦克奎尔先生。他认为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九评共产党，就如同东欧共产党解体时那些划时代的文件一样，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这些年间，我们人类社会缺乏历数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的资料，现在我们有了九评共产党，过去那样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麦克奎尔尤其提到前几天陈用林、郝凤军等三位中共官员投奔自由世界，他指出这证明中共是多么不得人心，它的灭亡指日可待。
作为中国电子游说组织的总裁，麦克奎尔先生呼吁布什政府能够帮助那些敢于与中共决裂的人，给予他们政治庇护，批准他们到美国来居留。
麦克奎尔先生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应面对九评共产党提到的事实, 认清共产党给东西方世界造成的冷战局面，采取积极的措施让中国人民最终得到自由。他提议美国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致力于经济上孤立中共，外交上联合印度，日本，和中国人民一道来削弱中共内部的力量。布什政府必须要求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撤出中国。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的话，美国应拒绝将运动员送到中国去比赛。美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态度，那里是共产党的红色政权无法控制的地方，美国应保护台湾不受中共的攻击。
麦克奎尔先生最后说，有中共的存在，美国就决不会有真正的安全可言。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始终是同在一起为真理，自由和正义而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反对中共这个邪恶的共产党。这一点在纪念六四死难的受害者时，在这次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新唐人卫星信号在亚洲的卫星受阻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印证。
最后发言的是费城托马斯医学院精神病医生，中国精神卫生观察创建人之一杨景端博士。他在开场白中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垮台。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从精神层面上对中国民众做了细致观察。他指出中国社会和西方自由社会是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共是独裁政权，它执政后施加的各种暴行如三反五反，所谓的“大跃进”年代，反右，文革，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到现今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无人性，进而加强了他们无助无望的感觉，他们在见证了中共的各种暴行后，认为如果不听从共产党的政策，等待他们的就是无止休的迫害甚至是死亡。对生命和活下去的本能的心态，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迫害她们的人，甚至它们喜欢的，她们就喜欢，它们讨厌的她们就讨厌。顺从了迫害者的暴行，如果共产党对他们施加一点“小恩小惠”，经济上利益上让他们有了一点小实惠和改善，他们就会对这个本性邪恶的政党产生正面的感觉，认为它还不那么坏，从而对其抱有希望。
杨医生分析说，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中共的暴政的心态，就很类似临床描述的斯德哥尔摩症。杨博士继续分析说，中国人另一种心态则与医学上描述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类似，这些人在历届政治运动中，被整肃，被迫害的很厉害，身心俱伤，如果你和他们再来讨论共产党做过的坏事，欠下的血债，他们常常不愿再多谈，因为那将勾起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两百多万人已经站出来退出中国共产党！而这一切皆因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的发表。这说明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以无畏的精神去面对邪恶。
杨医生指出，在此之前，过去的六年间，面对中共的残酷打压，世人所见证到的是法轮功学员为坚持信仰的不屈不倒的精神，他们为中国现代历史开创了为正义道德而言的先河，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世人树立了榜样。
杨医生最后说，那么今天的广大中国民众第一次敢于向共产党说“不”， 并退出暴政邪恶的共产党，这是人们]敢于面对暴力，坚持真理的表现。标志着 中国明天的希望从此开始。
三个演讲人的讲话赢得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会后听众向演讲者提出诸多的问题并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