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生于1974年12月。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已经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了八年多。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一个“票证王国”。无论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各式各样的票证有好几十种：粮票、布票、油票、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针织品票、糖票、糕点票、煤票、肥皂票、酒票、烟票……许多东西有钱有票还买不到，因为没有货。可是，《人民日报》每年的元旦社论还是照样大言不惭地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那时，妻子在下乡八年后带着一身病痛刚刚病退回城，坐在家里“待业”。（共产党不承认在它的领导下有人失业！）我在拿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统一工资52.5元。这就是全家的全部收入。买一包奶粉要用掉工资的5%（一个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只可以买20包奶粉）！而且奶粉还不是想买就可以买到的。凭婴儿出生证才可以一次性地购买3包！一个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的亲戚帮我们出主意，用草酸褪去了售货员用钢笔写在出身证上的歪歪扭扭的“奶粉已购”，我们又多买了三包。其结果是几天以后就在出生证上出现了一个被草酸腐蚀出的椭圆形长洞－－就位于原来写着“奶粉已购”的地方。
长期的贫困生活和营养不良使我在女儿三岁那年得了结核性胸膜炎，一病就是七、八个月。结核病可是会传染的啊！医生叫我卧床休息。妻子明确禁止我再逗女儿玩。同时，她命令女儿，“不许你再和爸爸玩了。”
父女情深，从女儿出生那天起，我们父女俩就亲密无间。我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女儿就喜欢在我身上爬来爬去。冷不丁不让我们在一起玩了，我难受，女儿更加觉得日子难熬。
女儿老缠着妈妈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和爸爸玩呀？”
“等爸爸病好以后。”妻子答。
“爸爸什么时候病好呀？”
“我不知道，”妻子不愿意欺骗孩子。
“你不能叫他快点好吗？”女儿期待地问。
妻子叹了口气，“连饭都吃不饱，我怎么能叫他快点好！”
“我不吃，让爸爸吃饱，”女儿抬头看着妈妈说。
妻子弯腰抱起女儿，“好孩子，怎么能让你挨饿呢！再说，肚子里没有油水，多吃几粒米又有多大用！”
“你不会多给他吃油水吗？”女儿天真地问。她也许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油水”。
“多给他吃油水？”妻子反问，又好象在自言自语，“每人每月才有半斤油票。我怎么多给他吃油水？”
虽然才三岁，女儿已经是一个聪明而且细心的小姑娘。她听懂了凭油票才可以买油。从那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每天在邮递员快来的时候就去门口等信。虽然一个大字不识，她一接到信，就把信拆开，把信封上的邮票撕下来，小心地夹在她的小人书里，然后再把信交给父母。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终于发现了女儿怪异的举动，好奇地问：“孩子，你在干啥呢？”
“我在攒邮票，”女儿自豪地说：“等攒够半斤，我就给妈妈去买油，好给爸爸治病。”她对“半斤”是什么意思似乎也没有概念。
“你，”我被孩子满怀稚气的真诚感动了，忘记了应该与她隔离，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夺眶而出。
我的病终于好了，虽然没有用上女儿集的“邮票”所买的油。女儿也一天天长大，虽然她始终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肯用她集的“邮票”去买油。不到六岁，她就进了小学，开始识字了。刚上学的孩子相信老师胜过相信父母。老师终于让她明白了：她集的“邮票”是不能买油的。但是，她养成的集邮的习惯，却再也没有放弃。
同时，她又迷上了看书。她把她看过的书都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她专用的小书架上，骄傲地对所有人说：“这是我的书。”为了增加她的“藏书”，每次我去逛书店，都把她带上，任由她挑选三本儿童读物买回家看。每天她一放学回家里就开始做功课。做完功课就手不释卷地看书－－坐在痰盂上拉屎（老式房屋，没有卫生间）的时候在看，拉完屎系裤子的时候也在看。带她去朋友家作客，她拿起朋友家孩子的书，坐在小板凳上就旁若无人地看起来。朋友们知道她爱看书，有时侯也把自己孩子看过的书送给她。她珍惜地把那些旧书立在她的小书架上，比检到了宝贝还高兴。
读书本来是一件求知解惑的好事情，可是读共产党的书却往往会使人越读越糊涂。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缔造者和领导人。”女儿在新买的书里看到的是后者，在朋友们送给她的旧书里看到的是前者。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把书摔在地上，气愤地说：“这是一些什么书啊！搞得我都不知道刘少奇倒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我惊愕地看着怒气冲冲的女儿，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不称职的父亲。自从她识字以来，我听任她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对她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指导。我自以为这是在培养她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让她自由地发展个人爱好，却没有考虑过这样对她放任自流是对为父之道的严重失职！怀着愧疚，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就象当年发现她在为我收集邮票给我买油治病那样。我不能简单地告诉她刘少奇倒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就象当年她收集的邮票不能买油那样超出了当时的她的理解能力。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答她的问题。我悲痛地感到，共产党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骗完我的父辈，又骗我这一辈，现在又骗到我的孩子头上来了。我心情沉重地对她说：“孩子，这样的书不好看，你还是多看些童话和民间故事吧。”从此，共产党对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书籍就从她的藏书中消失了，新上架的多数是童话和民间故事。
女儿的嗓子很好，从小就爱唱。有音乐老师教她唱歌，她唱得更欢了。她自己唱，还学着老师的样子教呀呀学语的妹妹唱。在唱歌的同时，她又开始收集歌曲。一本本薄薄的儿童歌曲集逐渐占满了她的小书架的一个格子。《少年报》上发表的歌曲她也剪下来，贴在她自制的歌本上。随着我由助教升讲师升教授，特别在我大量从事翻译和写作以后，家庭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了，她的歌曲藏品也由传统的纸媒逐步变成了录音带、录像带、VCD盘和DCD盘。不过，这是后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的收藏范围越来越扩：明信片、火花、硬币都成了她的藏品。光阴似箭，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亲爱的长女现在已经年过三十，进入了而立之年。我想，现在她一定明白了当年她无法理解、爸爸也无法解答的问题：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不能够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至于共产党人，如果他一味地坚持党性、不讲人性，他就不可能是好人。他可能做过一些好事，但是如果他不放弃党性、回归人性，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好人。
当年爱在爸爸身上爬来爬去的小女孩继承父业，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科技工作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女儿比老爸还强－－能力比老爸强，工资也比老爸高，还提出了一个待批的专利申请。女儿已经成家立业，买了房子。住处宽敞了，女儿的收藏范围也跟着扩充了。她居然开始收藏起占地很多的酒瓶来。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酒瓶却摆满了一个橱柜，看上去光怪陆离、琳琅满目。
在女儿成长的同时，我却在衰老.我由三十多岁的青年变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我知道: 我的来日不多了，但是我还想尽量多活几年。除了要做许多想做和该做的事情，我还看看我的“收藏家”还会收藏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