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有资格写劳什子的革命回忆录，但是比起“爱国”的年份，虽然比不上一些大哥大姐们，却远远超过当今的愤青。愤青的爱国主要喊喊口号，丢掷石块大粪；我等的爱国，却是真刀真枪，并且付出代价，不但抛弃舒适的生活，也献出了我们的青春。但是一旦发觉上当受骗，有些人还是舍不得抛弃那条可以参与分赃的贼船，有些则不惜跳出贼船，重新上路。后者当然艰辛得多，甚至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苍生与苍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虽则科学昌明可以多苟活几年，然而也不能不防各种“意外”的出现，特别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今中外无可匹敌的强大（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流氓政权。因此当兴有所至、有感而发时，写下三言两语的爱国回忆录，以记录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检视这个流氓政权的所作所为，为子孙留下一丁半点的东西，也才不致在这浩茫的人海里白走一遭，还可为这个政权留下多一些“麻烦制造者”的档案资料，不亦快哉。
正文：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到二十四日在印尼召开了亚非会议，至今正好五十年。因为开会地点在万隆，所以也叫万隆会议。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几个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北京拼命拉拢亚非国家，特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关系密切，以这五个国家为核心，召开了有二十九个国家元首参加的亚非会议。这是中共第一次主催的大型国际会议，自然十分隆重，也大吹大擂。
会议召开以前，发生飞印尼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飞到印尼途中爆炸坠机事件，十一名中国官员、机组成员与外国记者身亡。这场爆炸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杰作”，使得台湾声名狼藉。但是他们本来要炸的是周恩来，根据后来一些回忆文章所述，中共的的情报人员事先也知道了，周恩来后来改搭其他飞机，却让这十一人做他的替死鬼，以换取“蒋介石集团”被搞臭。由此可见周恩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
在亚非会议前，中共与印度、缅甸等友好邻国，取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亚非会议上，扩大为十项原则。但是后来中共争当“第三世界”领袖时，与其他国家签订协定或发表新闻公报，都还以“五项原则”为主。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深获与会代表的赞赏。
亚非会议召开时，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读高中三，离开毕业考也只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忙着办理回中国读大学的手续，但是也为周恩来的到来无比兴奋，到底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尼，我们的爱国情绪特别高涨。当时老爸作为一家“进步报纸”的特约记者，到万隆进行采访，做儿子的与有荣焉。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访问雅加达，疯魔我们，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当时他在我们海外华侨的眼中，威望远超过毛泽东。当时我一度有疑问，怎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当国家主席？而我所讨厌的苏加诺，更是借周恩来抬高自己的威望。当时苏加诺陪着周恩来乘敞篷车环游雅加达的大街，沿路民众夹道欢迎。我在住家附近的卡查玛达大街迎候。当时刚买一部准备带回国的照相机，西德蔡斯厂镜头的超级伊康泰可以自动对距的相机。可惜操作不熟练，取景不佳，只拍到一张，背景竟是一个很大的牙膏立体广告，可谓大煞风景，懊悔莫及。
周恩来的热潮久久没有降温。六月十九日，我与几百名印尼侨生一起，踏上一艘邮轮到香港，经罗湖回到中国。开始了我的 “新生活”，实际上是进了牢笼。但是我对周恩来一直维持深厚的感情，在对毛泽东深恶痛绝后，把中国的希望寄讬在周的身上。不幸周比毛早死，我还很悲痛。到香港后，接触更多的资料，才逐渐转变我对他的看法。
这个中共所宣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其实是中共在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需要时搬出来，不需要时就收起来，代之以其他口号。其后，中共与邻国印度、越南、俄国等，都爆发过武装冲突或边界战争。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共与印度发生边界战争，他们发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笑谈。“求同存异”云云，亦是说说而已。对国内的民众，从来只“求同”，而且用暴力求同，而不容许“存异”，遑论发展。
而中共影响渗透到印尼，把“互不干涉内政”抛到九霄云外。一方面，中共拼命拉拢印尼，例如一九六三年为了对抗国际奥运而在雅加达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印尼首都雅加达独立广场民族纪念碑上由二十四K纯金打造的火炬，就是中国大手笔赠送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渡过饥荒时期。而同时印尼的中共地下党也日益活跃，甚至与印尼共产党合作，从事颠覆活动，终于成为一九六五年“九三十”右派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爱国（爱中国而不是爱侨居地的印尼）华人惨遭屠杀，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些却不是，枉做刀下鬼。为了杜绝中共今后利用华人进行颠覆活动，政变后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一方面鼓励华人经商，脱离政治；同时也采取釜底抽薪的政策，禁绝中华文化的教育与传播。而印尼的“反共反华”最后也导致中国与印尼断交。两国的外交关系到六四后，中国为了摆脱外交孤立，李鹏以“支那”名义与印尼复交；而华文教育则到了一九九八年苏哈托倒台以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转眼已是三十年。
今年是亚非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二十二日在雅加达召开亚非峰会。胡锦涛在会上提出要建构亚非新战略伙伴关系。会后与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与印尼总统尤都约诺签署投资协定，答应在印尼投资一百亿美元以进行拉拢。有人把胡锦涛比喻为当年的周恩来，在拉拢与收买方面，的确都一样。鉴于五十年前中共的言而无信，这个“战略伙伴”还需时间考验；而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印度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对付日本，接着印度又与日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抗衡中国，这个“战略伙伴”有多大意义也令人生疑。
当年的亚非会议，是韩战停战后中国的战略大出击，目的是团结“第三世界”，是中共讨好与领导 “亚非拉”抗衡美国的先声。这次的亚非峰会，胡锦涛十分活跃，会前会后他还访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活动，除了表现他对这些地区从事能源外交的关心外，也还为了对抗美国总统布什要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战略，特别是近来美国国务卿赖斯对亚洲国家的访问，其中当然也牵涉到中日关系。这场国际战略的明争暗斗到底鹿死谁手，且看以后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