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支着的一个电话亭，就显得孤单单，像被二郎神追杀的孙悟空变成的那个小庙，突然出现在山野里。
东面馆子里身材瘦小的两个女工，看起来还像孩子，正伏在桌上睡觉。你真担心那油腻的桌子会弄脏她们漂亮的粉红色制服。她们大都是农村来的十多岁的女孩，包吃包住一般就两百元左右的工资，但是从一早开始为客人准备早点，一直到晚上关门打扫卫生，非常的辛苦。她们所以喜欢到馆子打工，一是因为有伴，因为一个馆子里总有几个像她们这样的小工，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可以有人说说话，聊聊天；二是比到别人家当保姆安全，因为她们来时就听到不少小保姆和男主人发生的风流故事，受到亲友不少的警告。至于辛苦，对于来自农村和山区的女孩，那不成问题，又没有多重的体力活，只是时间长一些。况且她们的伙伴还有很多找不到工作。她们在午餐以后，还有一段自己的时光，找找小伴或相约逛逛街，日子也还算过得无忧无虑。
街对面是一家小药店。下午的太阳灼热地照着门前的一排柜台，你真担心那些药长期在这样的阳光下会不会变成毒品。那里只有一个女孩，有些胖，二十来岁的样子，比对面的几个女孩显得成熟多了。她躲开阳光，半个身子匍匐在柜台靠墙的那边，显得孤零零的。她打量着每一个路过街道的行人，眼神似乎一年四季都一成不变。一般在开门和关门时才看到老板娘的身影。她的中饭是订在这家馆子，所以和这几个女孩也很熟，没事时就在一起玩。她跟她们说，她是来自川滇边境上的一个山区。她的工资虽然比她们高一点，但她说店里生意也没有，闲得难受。最讨厌的是有些来买避孕套的男人，说的话让她这个连男朋友都还没谈过的女孩，简直像在打着她的耳光。她也想象她们一样找一家馆子做工。
她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谋生实在不容易，有一份工作就算不错了，无论怎样也不能轻易放弃。
晚上这条街热闹起来，一下子从哪里来了那么多的摊贩和行人，到处都听到摊贩们的么喝声，像赶集一般。除了馆子和一两家服装店以外，其它店铺晚上都不营业，关了门。在这些店铺门前摆满了小摊贩们五花八门的商品：有卖花的、小饰品的，墙画的、小百货的，笔墨纸张的，还有卖烧烤和水果的，甚至算命的。摊位数量最多的，就是卖旧书的了。因为这里是在大学区。卖书的都集中在那个电话亭周围。白天失宠的电话亭，晚上变得众星拱月一般。生存的欲望让这里鲜花怒放。电话亭的前后左右都有书摊，还顺着人行道向南北两边延伸开去。书的主人大都是用一个塑料框装满了书，用自行车驮来的。他们都带着一块很大的塑料布，就地铺开，书就摊开在上面。旧杂志五角到一元不等。长篇大作三五元，不会超过八元就能买到。低廉的价格所以吸引了不少喜欢买书的人，尤其是大学生。这里各个摊位上（包括馆子和服装店）的主要顾客，看来也是大学生。
我们下午见到的那几个睡觉的女孩此时精神焕发，正为顾客又是端菜、又是倒水，忙得不可开交。摊贩们看来都是道地的穷人，他们一晚上能赚到几元钱就会心满意足。有一个卖502胶水和一个卖眼镜的老人，你每天晚上都会在街头看到他们瑟缩的身影，但很少见有人光顾他们的摊前。
在书摊的最北面，也就是最后一个书摊，是一个纺织厂的下岗工人，姓杨，中等个子，看来四十出头。他总是穿着一件不知什么年代的灰色中山装，没有扣钮子，里面的白衬衣像是长期没洗过。他瘦峭发黑的脸庞很难看出有什么表情。他的书不多，摊子又在最后面，那里的路灯已经有些昏暗，也借不到馆子里的余光，因为那里已没有馆子，所以别人在挑书时看起字来有些费力。真不知他的生意怎么去做。想来是怪他到这里的时间不长。他的书摊摆在一个花台前面，他总是抱着膝蹲在花台上，一动不动，昏暗的灯光已无法让人看清他的表情。从他的位置和从来不怎么喝叫卖这点看，他不是行家，期待也不高，也许一晚多少有点就满足了，只要不白来。
在两个花台的间隔处，有两米来往的空间。那里支着一个60公分见方的弹子盘，每个弹子的洞口，摆着糖果、指甲刀、打火机等价格不一样的小物品，最贵的就是那包红云烟。一元钱可以用那根弹簧杆发三次弹子。紧挨着弹子盘，还放着一架称体重的秤，上面挂着一个白纸条，写着每次两角。它们的后面守着的是一位老妇人，已经白发苍苍，稍稍有点胖，脸色看来也还健康。她面容平和，心态看来要比她卖书的邻居要好得多。她就是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姐姐。
我们家有六个兄妹，我姨妈却一个儿女也没有。街坊邻居常把这事当作一件奇事来谈。在我的记忆中，姨爹是个摆杂货摊的，因为小时候我们常到他的杂货店玩，把那些轴承、胶带、钢珠偷出来当玩具玩。公私合营以后，他就到了五金公司。由于姨爹脾气暴戾，我们都怕他恨他，但姨妈对我们很好，我母亲和我姨妈的感情也特别好。姨妈的话也就像母亲一样权威，我们对她也就自然像对母亲一样。
文化大革命中，年过半百的姨爹和姨妈双双被遣送到昭通的一个农村里。有一次我从插队的农村回城探亲，看到了正在厨房做饭的姨妈。我问她姨爹呢，她一下就哽咽起来。原来，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对于两位老人，实在难以生存，母亲就叫她到昆明先在一段时间，活动活动，看能不能转回来。就在这段时间，姨爹不知生了什么病，死了。姨妈最伤心的是，姨爹死在水缸边，他想去喝水还没有喝到。后来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她转回了城里，但她已无家可归。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民政部门终于分了她一间四平米的公房，安下身来。开始她到大街上摆了枰为人称体重。赚点小钱。后来我们在游戏室受了启发，就为她做了那个弹子盘。那时的城市管理还不严，她一天有近十元的收入，也还过得心安理得。后来就不行了，城管的告诉她不能再摆了，看她是个老人，不然就要没收她的东西，她也就闲了下来。后来她和一个东川矿务局姓吴的退休老人结了婚，就到东川去了。不料几年以后，吴伯伯又不幸去逝，她便一次了断得了一万多元不知什么费，又回到了那间小屋。那时的我们家也相当困难，很难接济她。由于她跟吴伯伯的单位一次了断，也就没了任何往来。除了那笔钱，她的生活没有了来源。那时姐姐刚好到那所大学工作，知道有那么一条街，就叫她去试试，于是她也就重操旧业。
姨妈脾气随和，她很快就和那个姓杨的书贩熟了起来，互相换点零钱，有事时互相照应一下摊位，无事时就聊聊天，侃侃家常。馆子里的女孩也经常到她那里打打弹子，她也跟她们熟起来。那个书贩原是纺织厂的一个临时工，后来改制被单位辞退了，老婆也跟她离了婚，把十五岁的女儿也带走了。他开始是去收废旧书报，后来就摆了书摊，把收来的旧书旧杂志拿来卖，补贴一下生活费用。
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十分钟的路。黄昏时经常借着散步，带着我十岁的女儿去摊位上看姨妈，有合适的书也就买上一本。见着姨妈我都要让孩子大声地喊姨奶。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她妈平时对残疾人和路边的乞丐所表现出来的厌恶，和对这些摊贩的篾视，这是我很不赞同的。我想纠正她对孩子的影响，给孩子一种文明和教养。我告诉孩子，你不要为有这样一个摆摊的奶奶而害羞，她在这个年纪了还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你也不要看不起这些摆摊的穷人，他们这样辛苦挣一小点钱，只是为了明天不会挨饿。他们穷，但没有去抢人、骗人，没有贪污国家的钱。他们家也有你一样大的娃娃要钱读书。他们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挣钱，是些好人。那些贪官,像我们的省长李嘉廷，一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他随便拿出一点来就可以养这里所有的人一辈了，那些才是真正的坏人，而他们平时做报告上电视多威风。你要学会帮助和同情那些穷人和残疾人。女儿来到这条街上，就像放飞的风筝。她对这里的热闹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在每一个摊位前她几乎都要驻足瞧一瞧，甚至动手摸一摸摊上的东西，特别是小饰品之类的商品。这里对她来说像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跟她那日复一日的学习天地形成强烈的反差。她那鲜艳的童装，在这明暗交替的世界里非常耀眼，她跑过街道的每一瞬间和栖息进的人群和摊位，我都一抬眼就能看到。我从不担心这里对她有什么样的危害和潜在的威胁。
姨妈见了外孙女时，也像见到了希望和未来，脸上充满了灿烂的笑容。她连连招手“来来来”地呼唤着外孙女，随手也总要把她在篮里为弹子盘准备的小食品抓点给她，还在她兜里塞上一点。
“可有生意？”我自然问了一句姨妈。
“今天还可以，赚了三元了，再晚一点生意会更好一些，”姨妈笑得很开心。
“你家呢，给卖了几本了？”我问姨妈卖书的邻居老杨。
“还没开张，”他脸上露出苦笑。
这时女儿正站在弹子盘旁边聚精会神地看人打弹子，我便到书摊间转。这时我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精瘦的中年男子，他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放在地上的一个麻袋上的书少得可怜。我感到这是一个读书人，还因此想起了那句“穷不卖书，富不积财”的古训，我不知他为什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我突然发现他的书中有一本叫《人权初探》的书，他要价两元。我正惊异国内有人写这样的书，想买下回去看看书里写了什么，这条街上突然混乱起来，像发生了什么抢劫和斗殴一般。街头的小贩们提着塑料包惊慌地向我们这个方向跑来。
正在打着弹子的馆子里的女孩对我姨妈说：“城管来了，奶奶，快，把东西搬到我们饭店里。”还没等回话，她们就慌慌张张地把姨妈的东西往饭店里搬。我忙跑向姨妈，大家一下也明白过来，各伸一支手抬的抬、提的提走向饭店。旁边的书贩们有的开始用塑料布就地一裹，就把书打了包，有的还在伸头看，似乎要看真切了再行动也不迟，因为一地的书。我也以为他们一路查来，到我们这尾上总还要点时间，何必那么慌张？那位姓杨的书贩看来跟我一样的想法。他虽然立起身拉了一下地上的塑料布，却抬头在张望，动作也就停了下来。当我们刚在饭店里坐定，突然三张车开了过来，车一停，瞬间就从车上跳下十来个穿制服的人，各奔一个摊位，那真叫迅雷不及掩耳，摊贩们一下都成了瓮中之鳖。姨妈的这个邻居自然在劫难逃。
一堆书前有一两个城管人员。“要么罚一百元，要么把书收走，”一个城管人员正拿看笔和一迭什么单据在说话。这时我看见一对说着四川口音的夫妇在城管人员面前不停地掏钱。夫妻两人最后数了数有六十二元五角二分。男人举着全部钱向城管人员乞求着。这个城管人员似乎也犹豫了，他看出他们实在没有钱。但他很快又板起了面孔：“不行，这是规定！”旁边的两个书贩互相自我安慰似地说：“我的书也就值这个钱，收就收了吧。”于是我们看到城管人员开始把书包了起来向车上扔。没有包好的书零零散散地掉落在地上。让我诧异的是，一个书贩不要城管动手，自己认认真真地把他的书打包，然后拱手相送。当城管人员放心地去看旁边的书贩时，我看到这个书贩从那堆书里偷了一本又偷一本地向他自行车上的塑料框里扔。当城管人员转过身来时，他已偷了三本。他恭顺地提着那有百来本的一兜书，丢进了车里，还拍了拍手，似乎在表示自己做得干净。他没有索要任何凭据，显然他选择了放弃。另一个书贩却在车旁要求开个收据，以便改日去城管处解决。出人意料的是，那城管竟对他说：“凭什么说这些书是你的，拿出买书的发票来。”
“这些收废品收来的旧书，去哪里拿发票？”
“那你总得证明这些书是你的。”
这个书贩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窘在那里。城管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们收到书时只管往车上丢，哪一包是谁的也分不清。有的书贩不愿认罚，选择了放弃，认罚的要领回书，是哪一包怎么能由他自己说了算。
出乎意料的是，姨妈那寡言少语的邻居杨先生，却不认罚也不认收，像抓住他的命根子一般，死死抱住他的那堆书不放：
“我一个下岗工人，哪里去找一百元。我只有这点财产，你们都不放过！”他号叫着。
“我们是在执行公务，你在暴力抗法，知道不知道！“
他只知道人要扎钱活下去是天经地仪的事，完全听不进这些骇人听闻的话。
对于这些城管人员来说，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他们知道现在社会上这类人不少，老杨的做法容易煽起人们的情绪，惹出麻烦，不然他们就不必来那么多人了。除了速战速决，他们没有别无选择。于是他们七手八脚，把那人连书一道，塞进了车里。姨妈的这位邻居挣扎着，他显然知道，这一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当然是徒然的。
车走了。书贩们默然站在那里，一条街都静了下来。我看到了那两个卖眼镜和胶水的老人，两手空空的站在那里。他们的摊摆在街头，显然城管来时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那个卖书的眼镜，他提着装书的麻袋有一只角拖在地上，一双胡苏的眼睛东张西望，显然他对城管人员的来去规律一无所知。我总不能在此时要他打开麻袋，把那本两元钱的书又找出来。
此时我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呆呆地看着一切。我立即不觉察到我原来想对她要有同情心的教育正在伤害着她。我应该赶快告诉她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城管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不料我的女儿却先开了口：“警察叔叔怎么要抓好人呢？”我感到一阵难受。
十天以后，《信息报》的社会新闻版头条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路边卖旧书 小贩赔了命；还有一个副标题是：非法摆摊被带走 五天之后他死了。文章照录如下：
10月18日下午，杨新华在光明路大和小吃店门口违章摆摊出售旧书时，被巡查至此的城监人员带走。接受处理被放回家后，10月22日，杨新华却死在医院中，死因是颅骨骨折后的颅内出血。
杨先生住在市纺织厂宿舍区4幢2541室。46岁的杨一无所有，依靠在附近光明路口摆摊卖书谋生。
10月18日晚上八点半，杨新华在光明路大和小吃店附近卖书时，城建监管人员来了。昨日中午，事发时也在旁边摆旧书摊的盐津人胡某向记者讲述当时所看到的一切：“我看见城管人员后，迅速收摊跑开了，忘了提醒老杨（杨新华）。我跑到远处转身看时，城监人员要没收老杨的旧书，但他不同意，推开了城监人员。随后两名城监人员上前，将老杨推上车，连人带书一起拉走了。我也是刚听说老杨死了，真可怜！几本旧书，人家要收就给他们嘛！”
周围的商贩也证实了胡某的说法。他们为杨新华的死感到难过。
纺织厂宿舍区4幢514室，杨新华的家。昏暗的屋里一无所有，连床上的被子也破烂不堪。杨新华的弟弟杨冬明呆呆地坐在哥哥的床上。他说当天他不知道哥哥被城监带走。“他一回家便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我那两天也很忙，没仔细注意他。杨先生说。
两天后，杨冬明回家了时，哥哥已说不出话。
杨冬明急忙打车把哥哥送往第一人民医院，10月22日，杨先生死亡。
10月26日，记者就此事采访城监部门和公安机关时，均被告知此事正在调查之中。截止昨日，杨新华的尸体仍冰冻在医院的停尸房。
看完报纸，我立即就把它烧了。我担心我的孩子会看到它。
从此，姨妈也不再去摆摊了。我也不再带女儿到有穷人的地方。
当我又一次经过那里时，街道一样的热闹，似乎这里数十年如一日就必然是这个样子。你分不清这是因为这些小贩过于卑贱，还是生存固有的顽强。那空缺了的摊位，马上又有人补上了，就像蚂蚁为获取食物时那样前仆后继。这里再也看不出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人再会想起老杨的那个书摊和姨妈的弹子盘。
但这个市场最终还是消逝了。你有时也还会看到有一两个胆大妄为的在那里摆摊，只是书少得多了，而且只有杂志。
有一次我为买书又白跑了一趟，不禁问仅有的一个书贩，怎么没有人敢摆了。她的回答令我惊。
“城管人员现在杀回马枪，才搜去又折回，一小时几个来回。过去星期五才来，现在三天两头没定。”
“你不怕？”
“他们还看不起我这点东西呢”
我知道这个市场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了。我为傍晚的这个散步没有了目标有些遗憾。我沿着这条路慢慢往北走，像在做凭吊。我看到一路上，馆子里的桌子占满了人行道，原来的小贩们的摊位就在放这些桌椅的地方。尤其是大道两旁停满了汽车，每张车的位置足够摆两个摊位。这些汽车没有人会管，摊贩们也从没敢把摊支到大道上。
如果你再看远点，在两个摆胶水摊的老人对面，在霓虹灯闪烁的大酒店下，一排直截了当占据看这座城市最主要街道的各种豪华汽车－－那是交通规则严禁停放汽车的地方，以及婷婷玉立在大门两旁令人想入非非的迎宾小姐。过去小贩们聊天时都会议论那些车主到里面是为了嫖娼的事。这时你会对这个城市秩序的规则迷网起来，是不是世界只为权力和财富而存在？
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