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莉
美国纽约甘迺迪机场里，一群黄皮肤、穿着正式服装的亚洲年轻人，在候机室里，有的翻着《经济学人》、也有人带着无线蓝芽，以流利的英语与远方总部确认谈判进度。下一刻，他们将前往上海、大阪、台北、新加坡等亚洲城市。
这是“亚洲时代”的来临。
在中、港、台三地市场历练三十多年，有一头发亮灰发的花旗银行台湾区人资副总裁閰台生，强烈感受亚洲人才崛起的速度，“商务旅行者过去是年纪稍长、白种人居多，现在清一色是亚洲年轻人。”
亚洲市场正向世界挺进，而焦点锁定亚洲六强：中国大陆、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亚洲人才也跟着市场，水涨船高，越界走入全球。
第一棒抬头迎接“亚洲时代”来临的，是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世代。
七年级（80年代出生）的台湾“草莓族”，该如何迎接近邻五强的挑战？台湾的政府和社会，准备好舞台让新生代发光发热了吗？过去冷漠的香港学生，在回归后，开始关心社会议题，甚至出现强烈的国家认同。
他们大多在一九八○年前后出生。当时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已站稳一席之地、中国大陆步入经济的改革开放。
新世代出生在更富裕、更开放、更加全球化的时代。
他们也是平均人力素质最高的一代。
一九九九年，亚洲六强大学生总数仅一千三百万人，今年将超越两千五百万人，足足成长一倍。每年将有三百多万大学以上毕业生，挤进区域及全球就业市场。
这群还在就学的Young世代，五年后步入社会，十年后成为社会中坚。他们的表现，某种程度将决定你我的未来。究竟，亚洲六强里，哪一国的大学生能在未来带领国家往前迈进？能把国家推上国际舞台？
中韩学生，耐力最够
亚洲六强的大学生各有特色，但中国与韩国学生，来势最为汹汹。
不久前的一个清晨，一群清华学生搭着吉普车，登上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雪山峰顶，青藏高原的东端，黑水。
顶着平头、一身长袍的李希光是这堂写作课的老师，他曾是哈佛大学研究员、《华盛顿邮报》记者、现任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把学生带到最远、最底层的地方体验贫穷，是要训练学生的勇气、胸怀、独立思考与合作能力。“大学就是要培养社会各阶层的领导人，学生需要这些能力，”他眼神锐利，一字一句说着。
“当你在月光下的蒙古草原，或在太行山下，骑着马上课，那一幕，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李希光解释，学生亲身体验居民的生活、一星期不洗澡，还要想办法克服大自然给的挑战，他们要学会合作。
在中国的大学操场上，偶尔会发现带着自信、穿着皮鞋踢足球的男孩；凌晨五点，天际犹暗，北大学生拿着字典啃着一字一句的英文，伴着未名湖的水波，声波回荡在微凉的空气里。
中国学生土法炼钢的毅力，像极了台湾五年级生三十年前面对的环境；一九七○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一千美元，与中国现在的一千三百美元相去不远。
若把视线再往北拉到人均所得与台湾相似的韩国，学生的坚忍，也叫人佩服。
西安，雾霭濛濛，一群首尔（汉城）大学与高丽大学的学生，漫步在麦田野花与泥土芬芳，他们挥汗、植树、覆土。
到中国大陆西安去种树？这行为一点儿也不傻，一位韩国学生解释，中国北方沙漠化若持续严重，风沙将直接扑向韩国。
有机会到韩国的大学里上课，讲台上的教授像父亲一样，不断提醒学生，“韩国的未来就靠你们了。”走过韩战、金融风暴的上一辈，在痛苦挣扎下给韩国带来崭新的未来，让这一代的青年想得远、丝亳不敢懈怠。
和韩国学生谈起未来，各个兴致高昂地把“BeSeTo”挂在嘴边。“BeSeTo”是北京、首尔、东京三个城市的英文缩写，意思是，韩国未来要做中国与日本沟通的桥梁，成为东北亚金三角的一环。
为了达到目标，中、韩学生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能吃苦。
即便在新加坡、香港、日本，这些人均所得在两万五千美元以上的国家，年轻人也被政府、媒体提醒着要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关怀脚下的土地，与社会、国家做联结。
过去香港学生给人自利、独善其身的印象。但香港回归大陆后，它的优势，因中国新起的人才与市场，不断淡化。以前不屑说中文的港生都开始努力讲一口京片子，他们甚至彻头彻尾收起过去的自我，称自己是中国人。
四月十七，站上街头、以怒吼抗议日本窜改历史的队伍中，五成是港大、科技大学学生，他们还高声唱着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认同，也是务实。他们向往“北上”、前进中国发展。
新加坡与日本，则不断提醒学生走出舒适圈、离开熟悉的环境，到外地与世界探索。
台湾学生 快闪一族
坐在敦南诚品书店，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二村太郎顺畅交杂着中文与英文接受访谈，遇到不懂的词汇，立即做笔记、查电子字典。
二村太郎来台湾两年，生活简单。白天工作，周末补习中文、英文，还和网友进行语言交换。他每天七点二十五分准时起床，八点四十分进公司，工作至晚上八点。
太郎数次提到日本大学生日益严重的惰性，但和台湾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一比，他的评价是，“你们喜欢Easy Life。”
虽然不同国家学生间的差异很大，很难将一国的学生做归类；但大家一般的印象是，台湾大学生普遍想追求快乐、幸福的人生。
而且，台湾学生普遍独善其身，对公众事务的关心，常是一下子热度，成了快闪一族。
不久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一场公开演讲中提及时下年轻人都只有“想开咖啡店”的企图。
许多征战世界的台湾成吉思汗们，也心有戚戚。他们觉得台湾年轻人如果以目前的方式持续生活与学习，“未来是满黑暗的。”
“大学应该教给学生正确的工作态度与热忱，那是day to day的养成；大学要把学生能力引导出来，才能走上国际与人竞争，”花旗银行消费金融台湾区总经理管国霖语重心长。
一种鼓舞年轻人做梦的风气
事实上，中、日、韩、港、新的新世代都称得上是“Me Generation”（唯我独尊的世代），但他们却勇于梦想、而且跳脱个人层次，带着“We Group”（我群）的理念，思考国家与社会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人不可能单独存在，青年们要看到社会更美好、国家有未来。
年轻人勇敢做梦的重要关键，是社会提供了愿景与价值的引导，政府努力建立制度。
愿景，不是凭空而来。从中国、新加坡到韩国，学者、政府官员，甚至媒体等社会中坚，都努力为年轻人树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