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但最近几年的改革与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处在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而最近几年利益调整的结果已大体定型。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已基本定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了。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定型化的过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阶层间的门坎开始出现，阶层内部逐步出现认同意识。同时也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对立意识。对内来说是“我们”的意识，对外来说是“他们”的意识。
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由于社会在不断地寻求变迁，与此同时就面临着城市化的进程，阶层之间的流动有降下来的趋势，这与阶层间边界的出现、门坎的出现是有关系的。在一些比较弱的阶层上出现凝固化的趋势，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还有一些流动的机会，如提干，提不了干还有从机关到科室的机会。但是这几年工人想发生变化已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这种流动减少的结果导致对未来的期望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减弱的趋势还包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动，向下流动是这几年逐渐形成的。大部分农民(不是小部分┟?生活水平是绝对下降了，还包括一部分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部分农民工，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四是从80 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产生挫折感。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这些变化。
第二，失业问题。
我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老失业群体，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就这个群体来说，第一个判断是已经到了最高峰。第二个判断是从年龄结构来说，大体在40- 50岁之间，由于年龄的变化，利益需求也发生变化。我在辽宁和吉林做过调查，我认为，不要过于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问题，因为很多就业的数位还没报到中央，这些人又失业了，就业是非常短暂的。政府应当主要考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个低限度的安排问题。第三个判断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对弱势群体来说，我觉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第四个判断是，包括一些30多岁的技术工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现在对自身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家里的积蓄可能都会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的绝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发展也已经成为问题。
另一个概念是新失业群体，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首先在数量方面，新失业群体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这些人原来高中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闲荡，当时只有16-17岁，主要靠父母维持生活，但是现在有的人父母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生活变得很艰难，将来他们的前景更需要社会关注。然而现在一提起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更多的是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对新失业群体则缺少关注。再次，新失业群体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弱势。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连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么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第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问题。
我认为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利益的分化形成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弱势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抗争，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例如自焚事件，政府应该看到大部分闹事是由利益分化导致的，地方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利于用法治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由于这样的处理方式，导致这些弱势群体的抗拒行为出现一种跳跃性，从默不作声到温和上访，接着发生极端事件：自焚、杀人等。这里，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搭台阶。比如建立工会、农会和请愿等机制。应该在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这样才可能会使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一些缓解。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