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否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详细经过？
王文怡：5月2日晚我突然收到大陆亲人的电话，父亲因心肌梗塞，在当地时间5月3日上午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感伤不已。父亲一生坎坷，过去 50年间，一直在共产党历次运动中受整肃，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近几年父亲的身体不如从前，一直念叨，很想念远在美国的女儿、他带大的外孙子和尚未见面的外孙女。年初，当我提出来要接母亲和他老人家来美时，他一口答应下来。只是，母亲血压不稳的问题和坐车晕车的毛病时好时坏，大家没有认真抓紧办理而被耽搁下来。现在父亲却突然撒手人寰，永别人世。
为了能见他最后一面，也去看望病中的母亲，我准备尽快回国参加他的葬礼。和医院里打了招呼，尽管我休假日全用光了，系里还是特别批准了我的假。 同事们都很理解我的心情，过来和我拥抱，并鼓励我能早日成行。
但由于我的中国护照已过期并被无理注销，虽然我有美国绿卡，我还必须先解决护照延长问题。
记者：你的护照甚么时候被注销的？甚么原因？
文怡：2002年8月，当时我在瑞士停留几个星期，因有一个会议很快要在丹麦开，需要我前去参加。这时候，我的护照到期，故我将护照递到瑞士佰尔尼中共使馆，要求延长。只因我是法轮功学员，护照延长申请没有批准并被注销。当时我找到瑞士外交部，联合国据实反映了护照被注销的事情，联合国内一家电台还因此采访并播出了我对情况的说明。两周后，中国大使馆为不让我滞留在瑞士，只好临时发给我一个旅行证返美。
回到美国后，我几次去领事馆要求补发新照，都没得到答覆。
记者：这次你父亲去世，回国赴丧，人之常情，你又去申请了吗？
早在去年12月17日我就将原护照送入纽约中领馆，要求补发新照。但自那次申请递上去后，如石牛入大海，近五个月音讯全无。两个星期前我曾打电话询问，对方说：这么长时间不发给你，就是告诉你不会批准你。
我确实很震惊：为甚么领事馆，这么长时间不通知申请者本人。更不要说它们拒绝发给我证明我公民身份的护照，错的有多荒唐。我决定前去领馆，当面陈情。
5月4日，我来到纽约中领馆，和负责护照签证的工作人员邹熹和护照签证的孙姓领事简短的询问了情况。表面上他们很客气，可说的话听起来没有帮助解决问题的诚意。它们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国内。
“你的护照延长一事，国内没能批准。” 孙说。
我当然要问，“甚么部门不批？为甚么？”
“我不能告诉你，是相关部门，也没说为甚么不能批”。 孙说。
“是否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 我当然要问。 “也许是吧，我不很清楚”。孙说。
“这话充满外交词令，和没有说一样。实际情况是，我出生在中国，护照只是一个证据性文件，证明我是那里出生的公民，不批护照没有任何道理，是公然侵犯我的人权。这星期，我父亲刚刚去世，我需要回国参加葬礼，从人之常情与人道的角度讲，领馆都应加急办理延期或紧急办理旅行证才对”。我不知道他还能否有这种同情心。
沉默了一会儿，“我能做的是，你有甚么要求，写下来，我替你反映上去”。皮球还是踢给了所谓的相关部门。“那甚么都晚了”。我告诉他。
“我们说了不算，因为这超出我们职权范围了。”他补充说。
记者：这事是令人不解，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周围的朋友如何反应？
文怡：回到医院，上上下下的同事们听到此结果，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甚么？”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西方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共产党政权不讲道理的做事逻辑。“太没道理了，凭甚么拒绝发给属于你的护照，凭甚么不许你回家赴丧？”“炼法轮功是你个人信仰的事情，这怎么能是拒绝发给你护照的理由”。“共产党做事的荒唐逻辑我们今天算是领教了。”
更有同事及朋友把我的事情广而告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议员，参议员办公室，移民局都知道了这件事，并打电话给我，询问如何能帮得上忙。在西方世界看来，拒绝一个女儿回去参加高龄父亲的葬礼，太过残忍。
记者：其实，中国自己的传统，也有孝道一说啊。
文怡：是的，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上下几千年文化，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中庸思想等影响下，社会崇尚- 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尊师、尊长辈，父慈、子孝和“忠孝节义”成为人生在世做人的标准。放眼中共统治50多年的中原大地，这些作为社会道德基石的时尚和风气，已被打落的七零八落。想来这真是国人的不幸和悲哀。
我想，当一个人在海外，听到自己年迈的双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时，一定会像我一样归心似箭。他(她)第一个反应会是马上安排回国行程，尽最大努力见死去亲人最后一面，这是人之常情。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劝慰生存者节哀，并协助料理好丧事，而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早日安息。 这些都是做儿女应尽的孝道。
中共当局在护照问题上对我的刁难，并阻止我回国赴丧，既严重违背国际人权准则，又充份彰显了他们反民族传统，反人性的本性。
记者：有甚么打算？
文怡：我会向东、西方社会发一个中、英文的公开信，让大家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递交给中领馆。也许我还会在父亲葬礼那天，在中领馆前绝食、默默静坐一天，以表达我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