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亡，是为参加武装叛国叛族、更“为中共出卖而死”
有一个可笑得完全讲不通的结论是，所谓左联五烈士是为文学而死，更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不知道是无知、无赖、抑或是不敢，竟然迟至今日，还在振振有词地说着：“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恶极，对左翼作家进行了疯狂镇压……最后，敌人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戮。”[52]
我们似乎不必再重复前面已经提及的那些“文学的事实”了。这些文学的事实，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派作家们所拥有的创作和出版自由之大，只能使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作家们，不能、也不敢想像。但就上述这个在当代中国任何一本新文学史著作中都能够看得到的 “历史结论”而言，它的纯粹的“胡说八道”，实在只能使得稍有脑筋的读者，都能够指斥他的荒诞不经。因为，既然“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对左翼作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戮”，那么，“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还有可能大部分都被“进步文艺”占领码？如果是，五十余年来，共产党倒真的是对一切“反动文艺”都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不知已经用过多少方法，“杀戮”过了多少次，但为什么“反动文艺”，“反动文艺刊物”和“反动的文艺团体”，迄今非但一点阵地都占领不到，而且五十年来连一家也不能够存在呢？
一句话，就是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在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并且只因这个谎言，是撒在绝对不准许别人说话的前提下，甚至已经撒了成千上万次，所以，它才不仅成了“事实”，而且成了“真理”。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左联五烈士的“文学”虽然是“要革别人的命”的，但是，他们也绝不是为了这个“要革别人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死的，甚至都不是因为他们早已直接地参加了中共受俄命所发动的武装叛国而死的，而是在参与中共叛国叛族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时，因参加了中共的残酷内讧和内斗，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卖而死。
而要了解“五烈士”究竟是怎样地因为参加中共的残酷内讧内斗而死，我们就必须对左联成立前后中共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有一个起码的辨识。
（一）
这个起码的辨识之一，就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批判和否定的所谓立三路线。但这个所谓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却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并且从来也不曾改变过的“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根本路线”。
本文在论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何竟然是中共叛国叛族的“直辖文学支队”时，就已经将苏联如何命令中共叛国叛族，和中共怎样受俄命而疯狂进行叛国叛族的事实，作了相当事实性的介绍。现在，本文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个相当事实性的介绍，就是立三路线的事实性真相。
因为，事实上，立三路线的由来，就是根据中共“六大”决议。而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就已经遵俄命提出了要在中国“争取革命高潮”和“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此其一。
二是立三路线又是根据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三封指示信而来。因为第一封指示信，就已经肯定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它甚至指示中共要“积极的展开着、并且是日益地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三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作，就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那个有名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并指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是最决定胜负的力量……所以要组织政治罢工，扩大总同盟罢工，加紧武装组织和训练，以竖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该决议案还将“汪精卫的改组派和陈独秀的取消派列为残酷的反革命派，而号召揭露和消灭。”此即所谓立三路线的基本精神。
四是上述决议案在送达莫斯科之后，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根据这个决议案所通过的“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乃与立三路线完全一致。不仅肯定了中共这个决议案的正确，并指示要将“建设苏维埃和红军为第一任务，”，指示中共要“尽量发展政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企图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左联的公开成立和公开活动就是受此命而来。
所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就曾为立三路线辩护说：“……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与国际不同呢？……目前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