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军队是一切权力的核心，谁牢牢地掌握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谁就牢牢地掌握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极权主义国家不存在具有真正的制约力量的议会、宪法、司法机构以及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舆论等等，军队是提供统治的“合法性”的唯一的源泉。因此，在这些国家里，独裁者与军队往往是“一体化” 的。像斯大林、希特勒、法朗哥这样的大独裁者，从来都不会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屡屡在军队中发起血淋淋的清洗运动。苏联先后处死了五位元帅，后来其中四人都已经获得平反昭雪；与之相似，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十大元帅”中就有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人先后“死于非命”，或者被红卫兵残酷殴打而死，或者在监禁中患重病不予治疗而死，或者乘飞机外逃坠毁而死。元帅是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棋子，如果没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元帅忠心耿耿的支持，斯大林很难在与托洛茨基的角逐中胜出；同样，如果没有朱可夫关键时刻的表态，赫鲁晓夫也很难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赶下台。反过来，独裁者从来也不会完全信任元帅们，他们在实施恐怖政策的时候，元帅也必然是牺牲品之一。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恐怖制度不仅仅是物质的行为，如逮捕、酷刑、处决，而且首先是心理行为。”对于独裁者来说，侮辱元帅的名誉乃至剥夺元帅的生命，是向全体民众显示自身不可撼动的权威形式之一。
被斯大林亲自决定杀害的苏联元帅中，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三人是苏联最早获得元帅军衔的杰出军事将领。他们的功勋早在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奠定了，他们都与列宁有深入的交往，并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早期的红军队伍，红军也不可能在千钧一发的国内战争期间战胜白军和协约国军队的联合进攻。列宁曾亲自致电感谢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感谢他们“拯救了共和国”。然而，斯大林时代刚刚拉开序幕，这三位元帅都被冠以“叛徒”、“间谍”的罪名被捕并被迅速枪杀了。在临死之前，他们都遭到了残忍的拷打和折磨。虽然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百战成钢的钢铁汉子，但最后都熬不过去而违心地在认罪书中签了字。即使是像图哈切夫斯基这样“品行高尚、意志坚定”的“战神”也是如此，难怪贝利亚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保证说：“我们没有拿不到的口供。”
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罹难的元帅。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进行地极其草率，而且惊人地不公正。上午九时开庭，午饭后不久就宣布判决。在审判席上就坐的有布琼尼和布柳赫尔（他是否预感到不久之后自己也将遭遇到同样悲惨的命运？）两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以及若干遭到诬蔑的将军们面对着自己的战友坐着。大家都是一起经历了硝烟和战火的熟人。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军史专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写道：“在法庭成员中未必有人相信他们面前坐着的真是‘阴谋分子和间谍’。我想，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在内心深处也会萌发一线希望：组成法庭的人都是二十年来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共同战斗过的来的，即使不肯倾听正义的呼唤，至少也会尊重一下战斗的同志情谊的传统吧……可是当时人们极少利用自己那种时刻存在着的良心发现的机会。这一次也一样，谁也不沾它的边。”
元帅们遭受的折磨是骇人听闻的。由于地位显赫、身份特殊，担任作协第一书记期间，弗拉基米尔•卡尔夫不仅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材料，而且还采访到许多幸存的当事人，他呈现的罪恶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颤抖。布柳赫尔在被捕之后的第十八天便死在了监狱之中，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居然在短短十八天之内就死去了，可以想象他受到了多大的折磨。后来，当时监狱中的女医生罗森布姆供认说，她在狱中检查过布柳赫尔的伤势：“布柳赫尔的脸上，在眼睛旁边有一大块青伤。这一拳打得实在太重，造成他的眼巩膜出血，所以他的眼巩膜充满了血。”而一名狱卒供认说，他看见布柳赫尔的一只眼球被打得流了出来，昔日威风凛凛的元帅手托着眼球不断地喊叫：“看，这些恶棍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布柳赫尔的第一任妻子在同丈夫对质以后，回到牢房告诉难友说，元帅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满脸血污、神志不清，不停地讲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她描述说：“他看起来好像被坦克碾压过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否回想起自己怎样作为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法庭成员参与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不公正地审判？诚然，他当时一语不发，但他也没有凭良心办事，去缓解一下注定必死的第一位苏联元帅的处境。
库利克元帅的副官海洛作出了令元帅致命的证词。弗拉基米尔•卡尔夫采访到了已经八十二岁的海洛，这是一个遍体鳞伤、饱受折磨的老人。海洛讲述说：“他们让我把手放在桌子上，一个个地砸我的指甲。先是左手，然后是右手。手被卡住了，不让你缩回去。然后就是砸脚指头。这些虐待狂知道什么地方最疼。当然还有橡皮棍和其他东西，那是朝背上和肝区打的。折腾了我两个还是三个星期，记不起来了。”英勇的海洛不肯诬蔑清白的长官，但是到了最后，他的精神崩溃了，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停止苦难。于是，他在所有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在最后一次对质的时候，海洛看到了昔日风度翩翩的元帅，库利克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头勉强能够抬起来。“请原谅我，我再也没有力气忍受折磨了，我在所有的文件上都签了字。”元帅艰难地挥挥手说： “算了吧，有什么办法……”他被他为之而奋斗的苏维埃政权消灭了。
要么参与审判他人，要么遭受审判，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那就是自杀。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捕之后，老朋友布柳赫尔找上门来，让他参与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审判。布柳赫尔走后，加马尔尼克对妻子大声喊道：“我怎么能够这样！我明明知道他们不是敌人！”第二天，布柳赫尔再次上门来，这是最后的通牒，加马尔尼克依然没有屈服。布柳赫尔走后，安全人员闯进来，查封了加马尔尼克的保险箱。他们说，他已经被撤职，而他的副手奥尔谢皮扬和布林都已经被逮捕。这几个人一走，加马尔尼克这位有良知的将军便在书房里开枪自杀了。他的女儿维多利亚•扬诺夫娜说：“我想，这一枪是对斯大林让他去当审判自己战友的法庭成员的回答，也是对无法无天的行为的回答。当时父亲根本不可能作出别的回答。母亲被捕了，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判处八年徒刑。后来在劳改营又关了十年，罪名是‘帮助人民公敌’。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发来的通知说她于一九四三年死在劳改营里。我被送进幼儿园，成年后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了六年刑，随后开始流放……”这就是勇敢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足以解释在那个时代勇敢者为什么如此稀少。
弗拉基米尔•卡尔夫认为，其他四位元帅都是好人，只有贝利亚则是罪有应得。贝利亚的元帅军衔不是靠战功获得的，而是靠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残害了无数人而获得的。按照斯大林的女儿的说法，晚年斯大林与贝利亚已经分不开了，他们一起操纵着一个罪恶的帝国。弗拉基米尔•卡尔夫年轻时候就被划入“人民敌人”的行列，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走上战场的时候还是“在押犯”的身份。因此，他对贝利亚这个撒旦般的特务头子充满了痛恨，他愤怒地写道，贝利亚“不仅该遭枪决，要是有可能，甚至该上绞刑架、坐电椅、用铡头机铡掉他的头，而把所有这些刑罚加在一起对于惩办他犯下的罪行都嫌轻了”。在评述五位元帅的时候，作者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单、善恶二元论的方法。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深刻地基于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人生经历和价值立场。作者并没有对整套极权制度和斯大林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的反思，而更多从道德层面分析个人品性的善恶。显然，贝利亚这个魔鬼是死有余辜的，而另外四名元帅的悲惨遭遇则让人同情。但是，在同情之余，我们是否能够追问：这些元帅难道不也是专制制度的缔造者吗？他们的手上是否也沾满了鲜血？
被弗拉基米尔•卡尔夫形容为一代完人、拥有“纯洁、直率、高尚”的品质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残酷的屠杀而闻名。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焚烧村庄、杀戮村民，实施“三光政策”。图哈切夫斯基对士兵们说：“只有这样才能让白匪们魂飞魄散、闻风丧胆！”果然，许多村庄的居民们都说，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比白军更加可怕。同时，图哈切夫斯基还掀起了大肆屠杀俘虏的浪潮，每次大的战役之后，都有成千的俘虏被立即处死。据一位外国观察家记述说：“人类自从罗马以来奉行的战争准则全被突破了，这里只有野兽和野兽之间的撕咬。”
至于布柳赫尔元帅，他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名字－－加伦将军。他是二十年代到中国担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苏联高级将领之一。弗拉基米尔•卡尔夫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所有胜利都归功于加伦将军，这出于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而故意作出的一种夸大。同时，他也大大贬低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中国将领的作用。他写道，在汉口的激战中，“蒋介石对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布柳赫尔既不能对这个意志薄弱的总司令吆喝，又不能自己单独下命令，他作为顾问一切决定都必须通过这个窝囊的总司令执行”。在我看来，布柳赫尔这位苏联将军并非无所不能的魔术师，能够左右中国整个的战局。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为了 “帮助中国的革命、解放被军阀压榨的中国人民”，这些“辉煌”的“说法”都是不能当真的。布柳赫尔的中国之行是为了实现斯大林控制中国的企图。在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面前，所谓“纯洁的阶级友谊”和“无私的国际主义”是不存在的，苏联政权对中国的野心一点都不比昔日的沙俄小。
不久之后，苏联因为企图独霸中东铁路而引发了中苏冲突。当时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张学良将军断然拒绝苏联的无理要求、毅然决定收回铁路权益并驱逐苏方人员。然而，弗拉基米尔 •卡尔夫却将冲突的起因描述为“中国怀有敌意的集团的挑衅”。这是有意的颠倒黑白－－以当时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哪里敢挑衅强大的苏军呢？不过，弗拉基米尔•卡尔夫也不得不承认，那不是一场小小的误会，而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来，为了美化“伟大的中苏友谊”，这段历史被有意地遮蔽起来。而当时担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的布柳赫尔正是“松花江战役”的策划者和指挥者。经过激烈的战斗，“共俘获八千多名士兵和两百五十多名军官，其中包括中国西北护路司令梁忠甲及其司令部”。从中方军队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目的仅仅是“护路”而已。然而，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行动却招致了苏联大规模的军事干涉。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布柳赫尔充当了战争的急先锋。以苏军的战斗力和精良的装备，以及布柳赫尔一流的军事才能，中国军队哪里是对手呢？苏军仅仅以阵亡一百二十三人的微小代价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逼迫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协议。布柳赫尔本人也因此获得第一号红星勋章。
元帅和将军们在战争之前悲惨地死去了，他们的消失直接导致了苏军在二战初期的溃败。然而，元帅们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他们本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乃至一种思想体系的悲剧。不能保护一个元帅生命的制度，当然不能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命。我相信，正是因为有过那段黑暗阴冷的历史，俄罗斯人才会倍加珍惜今天他们来之不易的民主。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反思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时代时沉痛地指出：“当我们痛悼数十万苏维埃人，祖国的优秀儿女死于非命时，决不能容忍斯大林使几百万人成为他的罪恶行为的消极同谋者，使他们相信‘需要这样做’。斯大林设法预先得到了大批正直公民的一种支持。大规模的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领袖’造成了暴力的社会惯性，其后果就是告密，丧失原则，谎言和诽谤风行。斯大林的这一罪行尤为严重。谎言总是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记忆中，在人们的心理上，在文化领域。况且谎言总是企图给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结成联盟，谎言就会抵挡不住，不能得逞。良心恰恰是要求最严格的法官。良心就像是周围世界与个人之间的道德中介。多亏良心我们才知道自己道德上不完善的程度，才知道自己对待所崇拜的对象和理想的真诚程度。要欺骗自己的良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知道，如果说在那些年里良心常常保持沉默，那首先是因为周围没有真理。”死者已矣，对于生者来说，是否经常在“扪心自问”呢？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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