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可参考日本二战后的成功经验
21世纪初期，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他们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认为，学习成功者的经验，远比采行自我摸索的方式，要更具有成功的效能。
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要有效发展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有必要参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验。日本二战后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兹列于下，供参考：
1、 日本采行美国的宪法：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日本开始各种政治与经济的重建工作，例如，日本采行美国的宪法，其中仅改变美国宪法中的两个条款，即“人民不可以拥有枪械”与“国家不可以拥有军队”。由于日本采行美国式的宪法，因此民主宪政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成绩。在这部充分体现人权与自由的宪法之下，日本的国会运作方式与美国相同，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
2、 日本学会了西方国际资本运作（SWAP）的方法：二战后，日本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与生产力，他们非常认真地学习国际资本运作的知识与操作技巧，由于他们是充分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国家，也由于他们高水平的管理能力，他们成为富国俱乐部（G7）的国家。透过国际资本运作，他们从国际金融市场里，取得了无限的资金，成为典型运用国际金融资金，而成功地建设国家经济的国家。
3、 日本人认真地学习美国品管之父戴明博士的品管知识：二战后，日本由于引进了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的“品管”观念，使日本的商业文明迈向了，追求高质量的理念。这种理念，使日本的商业与产业文明，逐渐走向了“世界性优良品牌”的方向，造成了日本商品文明的大复兴。如今，日本的商业已逐步跨越世界各国的竞争者，成为人类优秀商品文明的典范；如欲充分了解日本商品文明的精髓，必须从研究戴明博士的品管观念开始。如此才能充分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使企业未来能走向世界优质商品文明的可能性。
二、戴明博士的品管理论
所谓全质量管理，是以将管理对象做到零缺点、零故障、零后修、零后遗症、零抱怨的境界为目标。所谓的“品管”，是以下列四种方式，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获利。
1、增加售价：由于产品质量优良，因此售价可以提高。
2、增加销售量：由于产品精良，购买的人多，市场占有率增加。
3、降低检修与重复生产的开支：由于一次便做好了最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产品不用再回厂修理或重作，降低了成本。
4、减少故障品库存开支及资金积压风险：由于产品不用再回厂修理，或成为报废品库存在工厂，因此没有资金积压、额外仓库租用与额外管理开销，相对地降低了成本。
前两种方法是“直接增加利润”；后两种方法是降低成本，是“间接增加利润”。所谓的间接增加利润，实际上也达到了企业增加利润的目的。这就是日本产品，战后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原因。
现代品管的理念，以戴明博士品管的理论，为最著名。有关于戴明管理理论的精髓，需先参考戴明管理十四要点，兹摘录其内容资料如下：（本资料引述自戴明的著作：Out of the Crisis）
这十四要点，是美国工业发展与转型的基石。这十四要点，可以帮助管理者，有效提高经营的成功绩效，也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便争取市场上成功的机会。这十四要点，也是1950年以来，日本高阶管理者努力实践的课题。
这十四要点随处可用，不论公司大小，服务业或制造业均可使用；它们亦可适合应用在公司的任何部门。
1、改善产品与服务，要有持续不变的目的。此目的即是：要具有竞争力、持续经营，以及提供就业机会。
2、采用新观念：创新。我们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管理者必须迎接世界的挑战，了解自己的责任，并领导转型。
3、停止靠检验来达成质量控制。第一次就把产品作好，不要再依赖大量及额外的检验。如果要靠严格的检验制度来改善或控制质量，等于是原本就计划生产不良品，承认制成没有能力达到规格的要求。
经由检验来改善质量，往往太迟、无效，而且浪费金钱。质量并非由检验而来，而是由改善生产制程获得。检验、报废、降级及重加工，都不是制程上的正确措施。重新加工会增加成本，而且也没有人喜欢作修理的工作。放在一旁等待重作的东西不但会愈积愈多，造成成本浪费，而且在下游制程急需零件的状况下，往往会来不及修好就会被使用。应培养工人的荣誉心，一次便把产品做到最高的品质。
4、废除以最低价竞标的制度。以降低总成本的方法来取代，每项物料以单一供货商为原则，建立彼此之间忠实与信赖的长期关系。切勿在单一项目（原料）上压低价格，而取得质量差或货源不稳定的原料，使得生产质量下降、效率降低、重复修补或有事补救成本的产生，造成整个生产总成本不当地提高。
5、不断地改善生产与服务系统，以改善质量与生产力，如此成本也会不断降低。
6、建立在职训练制度。训练必须了解业务真正的需要。管理阶层必须接受训练，从进料到客户都要彻底了解。
管理者必须了解哪些问题造成了员工无法在工作上获得满足，并采取行动予以解决。
日本管理阶层先天就比美国管理阶层占优势。日本管理者在公司里通常都得待上四至十二年，从现场工作开始，然后从事公司的其它职务。他熟知生产方面的问题，也做过采购、会计、分配与销售等工作，因此管理的绩效较佳。
7、建立领导体系。管理的目的不是监督，而是领导、帮助员工，让他表现得更好，更有效率地使用机器设备。管理者的管理也需要重新检修，就像员工一样。
8、扫除恐惧，使人人都能有效地为公司工作。
9、破除部门与部门间的藩篱。研发、设计、销售与生产人员必须团结合作，并事先发觉产品及服务所可能碰到的潜在问题。
10、消除那些要求员工做到零缺点及高生产力水平的口号、训示，及目标。这些东西只会造成反效果，因为造成低质量生产力的许多原因是“系统”的问题，而非工人所能控制。
11、废除工作现场的工作标准量，代之以领导。废除目标管理、数字管理法及数值目标，代之以领导。
12、排除那些不能让工人以技术为荣的障碍。管理者的职责，必须由仅重视数量改为重视质量；亦不可以为了管理指标，而让属下虚报资料或纵容属下提供满足上级规定的假统计资料。排除那些不能让管理人员及工程师以技术为荣的障碍。这也就是说年度考绩制度及目标管理必须停用。
许多工人常会报怨说：他们作过的每项工作，都有印成厚厚的书面指示与规定，但却没人读完。因为每个人读了一半，就已一头雾水，再读下去恐怕只会更胡涂。
*如果检验出了问题，让检验员不能确定合格与否。如果检验员也不能确定仪器、规板是否正常，领班又不顾质量地催促产量时，如此的生产结构，如何能让工人以工作为荣呢？
*当工人要花时间修理或隐藏前项作业的不良品，或隐藏毁损品时，叫他如何以工作为荣？
*当工人每天要生产一定数量（工作标准）的产品（不管好的、坏的、废品，统统都算在内）时，他又如何以工作为荣呢？
*机器故障而又没有人来修理时，他如何能以工作为荣呢？
*当他因不良品而停机修理时，领班命令他“开机”，要他“制造”不良品，他又如何以工作为荣呢？
13、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教育与自我改善机制。好的人才并不缺乏，一般企业所缺少的是较高层次的知识。每个人都有责任成功，都需要再教育，管理者也一样。
14、让公司每个人都致力于转型。这种转型是每一个人的工作。
采取行动达成转型：为了达成组织的转型，我们应采取以下行动计划。
(1)、负责的管理当局应针对上述十三要点、致命恶疾、各种障碍等，奋斗不懈。他们应深切体认上述新观念的意义与执行方向，并且切实实行这个新哲学。
(2)、管理当局必须采用新哲学、以负起新责任为荣。他们必须勇于突破传统，即使遭同僚排挤亦在所不惜。
(3)、管理当局必须以研讨会或其它方式，向公司内“重用的多数”解释为何要改变，而人人都将参与。公司里必须有够多人了解这十四要点，否则管理者将会势单力孤。
三、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商品与自由经济市场化的问题
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有必要针对人类商品与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来探讨如何建立新的商品与市场发展机制。我认为，商品与市场的发展，也必须符合自由经济市场的原则，让市场走向充分的自由化与国际化，使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民，也能够充分享有类似西方自由市场的理想发展环境。
21世纪的商业文明，是以消费者需求为主体的商业形态，为了符合消费者主体的需求，所有的企业与生产机制，必须提供一种符合消费者需求与满意的产品。
此外，所有的商品，也必须符合人文关怀的立场，基于商品是为人服务的目的，因此所有的产品，也必须符合良好质量与高质量服务的特质，如此才能使企业与商品，建立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虽然，21世纪是商业产品与消费者充分互动的时代，两者的供需与回馈关系，决定了商业形体的性质与机制。但是，我认为人类商业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还必须建立在充分关怀人类、关怀大自然生态系统、关怀地球有限资源、关怀地球环境与地球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之上；否则人类的商品经济，将成为危害人类道德、大自然生态与地球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例如，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的人民，也必须面对过去中国大型企业所有的问题，如：如何作经营目标定位、如何创机制、如何调整产权结构、如何引进现代管理机制、如何提高经营绩效、如何规划经营策略、如何掌握市场营销、如何提高品管质量、如何使用现代化人力资源等问题，如果上述问题改革进程缓慢或调整效度不彰，则中国的国企将有可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处于弱势与被动的位置。
在专制体制的国家，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 大抵存在有“服从”与“服务”机制的冲突现象。国有企业属于国家经营的项目，因此企业伦理着重于“服从上级的规划与意志”，至于企业的盈亏属于国家承担的范畴，企业的管理者与属下不用真正承担责任与风险，因此对企业所属的员工而言，是零风险的经营项目，既然属于零风险，员工只要管好个人分内的工作与固定领薪外， 不用太担心企业的效绩与盈亏。
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国家，一般民营企业属于股份或个人经营的项目，因此企业伦理着重于“服务”消费者，消费者满意后，企业才有盈利与永续经营的可能， 因为民营企业属于民间自负盈亏的项目，所有企业的风险由经营者承担，是高风险项目，经营者为了避免负债户或破产，势必要求员工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如此企业才能满足消费者及站稳市场，企业才有活力与生存的机会。
因此，上述国营企业的员工，是以“服从”为经营的主体诉求，属于反市场导向的经营机制；上述民营企业的员工，是以“服务”为经营的主体诉求，属于市场导向的经营机制。
所有的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充分关怀人文、保护生态系统与维护地球环境的三种立场上，如此才可以使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能够获得追求真正幸福与快乐价值的权利。
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为了有效建立自由化的商品经济，应该尽量学习西方自由市场营销的概念，如此将有助于商品建立自由流通与发展的有利条件。例如，在自由化市场营销方面，必须重视上述三种关怀的立场，也必须提供良好的商品服务价值，例如，可以参考下列市场营销中产品三个绝对与生命周期的概念，以便建立对人的合理服务概念。
1、绝对的产品：
一个产品，如果拥有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将成为市场最绝对与强势的产品，甚至在市场上能争取到接近100%无竞争对象的产品。企业如何将现有的产品，额外创造出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这关系到该产品在市场上的绝对比率性的竞争力。
2、绝对的市场占有率：
一个产品要成为市场上绝对的占有率，应该尽量具备有下列条件：
(1)、该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质量必须是世界第一名）
(2)、该产品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服务（售后服务必须是世界第一名）
(3)、该产品提供最多的附加价值（产品价值必须物超所值十倍或二十倍以上，必须争取成为世界第一名）
3、绝对的利润：
一个产品要产生绝对高的利润，应该尽量具备有下列三个条件：
(1)、增加更多的购买客户（必须比世界销售第一名还要多的客户）
(2)、增加客户重复回来购买该产品的次数（必须创造世界第一名的客户重复率）
(3)、增加客户每次消费最多的可能（必须创造世界第一名的客户消费数量）
4、产品的生命周期：
任何商品均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发展程序有如生命的基本规律，如出生、生长、成熟、衰退四期，当商品在市场上开始进入衰退时，必须想办法延长生命周期，否则便会迈入商品死亡期。延长的方式在于将商品做适度的“转型”，重新塑造商品新的独特点，成为市场上新形态优势的商品，从而重新进入另一个阶段四期的发展程序。
对于产品的生命周期，有一个通俗概念非常好，可供参考：即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变，人变我升。商品必须求精、求新、求变，以便永远在市场上领先，否则便会成为市场自然竞争中的淘汰对象，因此增加产品的优势，才能增加产品永续性的生命周期。
任何一种产品的发展规律与生命周期逻辑，实际上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与生命周期逻辑相似。人类文明会因应不同时代与环境的需求，作各种求精、求新、求变之创造，如此文明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扩张性，任何一种文明产品又何尝不是。
四、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可以请美日专家，协助各种经济重建的工作
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为了尽快恢复各种经济重建的工作，可以聘请美国或日本著名的金融与经济专家，来帮助他们进行各种经济重建的工作。
例如，鼓励民间建立银行、制定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建立亚洲区域物流的机制、学习国际资本运作（SWAP）的方法、促进贸易自由化、有限度工业化政策、建设绿色国家计划、保护生态系统、保护地球资源与环境等。
过去的中国人，喜欢从事闭门造车的文明改造工作，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在一个官方完全不重视教育的国家，让这些人民，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建设国家，这无疑是玩火自焚的行为。为什么我说中国的官方，完全不重视教育？因为中国对教育的投资，GDP教育人均比只占约2%，属于世界为开发国家的水平，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期望任何文化进步、经济发展与科学创造？
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主张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应该抛弃狭隘的国家意识，大量高新聘用外国专家与学者，来担任国家的政务官与高级顾问。治理国家，就像管理企业一样，如果不聘用第一流的人才，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有利的发展机会了。
例如，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如果能够聘用，类似于如美国格林斯潘、克林顿、墨西哥塞狄奥（Evnesto Zedillo，1951年生，1994年起担任墨西哥总统）、甘乃迪（John Kennedy，1917-1963年，1961--1963年担任美国总统）等人，来担任国家高级领导人或顾问，那么国家岂有不进步发展的理由？
塞狄奥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墨西哥著名的经济与教育改革家，十分成功地改造了墨西哥的文明，并增强了该国的经济实力。像这样的人，他能够将墨西哥从一个贫穷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改造成为一个经济与文化进步的国家，他所拥有的治国能力，绝对是值得认真学习与探讨的对象。
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必须站在世界文明的最高点，然后寻找出有利的文明经验，来帮助国家建设，并且应该充分保障人们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快乐价值的权利。
五、以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建立东亚永久幸福与和平的文明价值
中国1百多年来苦难的历史，说明了一群缺乏自由与民主核心价值的人民，绝对无法建立人民追求幸福与和平的文明价值。
事实上，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具有两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例如，美国就是一个具有充分自由与民主核心价值的国家，也是人类自由与民主文明成功的典范。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没有必要再像过去的孙中山一样，重新设计什么新宪法或建国大纲，只要学习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成功经验，就可以了。
二战后日本与德国成功的经验，十分简单。他们学习第一流的世界文明，因此分别成为世界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文明，例如，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如今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德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如果要在经济上建设成功，那么就应该聪明地学习二战后日本与德国成功的经验。
所谓学习二战后日本与德国成功的经验，并不是只是学习他们文明的表面形式，而是学习他们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中国1百年来的历史，都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太过于短视与急功近利了，他们为了快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想学习进步国家的船坚炮利技术，或者学习进步国家的治国制度与政策，完全忽略了进步国家的文明理念与核心价值，这种部分改革式的文明学习方式，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
什么是美国、日本与德国等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我认为，在理念上，那就是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这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权、幸福与快乐的价值。当人类有了这种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之后，人类才有资格谈所谓的文明制度与政策建设的工作。
基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人类自然可以逐步设计出符合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制度，也可以逐步制定出符合自由与民主理念的政策。所谓符合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制度，例如，建立以人权立国的理念，然后推行各种民主宪政的制度与政策，如依照民主程序，制定宪法、实行多党政治、开放言论自由、尊重宗教与信仰的自由、推行民主宪政、采行三权分立、尊重人权、废除死刑、开放全民普选、要求军队国家化、成立联邦政府、建立绿色国家等。
为什么一定要先有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然后才能真正建立民主的制度与制定民主的政策？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所谓民主的制度与制定民主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这个基础不稳固，那么一切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文明结构，将很快就崩溃了。
六、中国百年来民主宪政的误区
人类民主宪政的发展，必须按民主宪政的规律，也就是人民应该先建立“自由与民主”的信仰与理念。然后依据这个信仰与理念，发展出民主的制度与政策。
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为例，孙中山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他想要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想政治制度。然而，他却没有真正自由与民主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因此他所设计出来的制度，便会抵触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这就是这套五权宪法，无法在中国实行成功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1911年民国成立时，革命同盟会的女会员，非常愤怒地反对宋教仁与黄兴等人的政策，他们不允许妇女有投票权。这些女会员，找到了孙中山，孙中山以中国女子普遍缺乏文化条件，而说服这些女会员，放弃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决议。孙中山根本没有所谓人人平等、主权在民与基本人权的理念，否则他就不会跟着反对妇女投票权了。
为什么我认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注定要迈向失败的命运？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它完全违反了现代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凡是违反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制度，都不是属于民主宪政的文明结构。现代自由与民主的理念，非常重视保障人权与建立合理的法治机制，因此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基本上采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套体制，可以充分维护人权，也可以保护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
五权宪法，表面上比三权分立，还多出两权；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党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工具，也是完全否定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所谓五权宪法，就是设五个院，即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院，这五院的院长，由总统直接任命，不必经过国会的同意，如此这五个院，岂不是成为总统的直属行政单位？如果总统要打击反对党，那么他就可以公然透过司法的系统，来迫害所有的反对者。
1911年至2005年的今天，中国依然是一党执政，依然是党权凌驾于国权，依然是由执政党直接任命司法最高领导职务，司法机构居然成为一个行政的部门，那么就无所谓的司法独立的概念，也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这些不合民主政治的体制，都是由孙中山实行五权宪法，所造成的后遗症。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部大量抄袭西方政治制度与概念的著作，这部著作，有许多地方不符合逻辑与错误，也有许多地方违反了自由与民主的理念。这部著作，成为国民党当年一党专制的权力神主牌；最后这套权力神主牌，居然还被台湾沿用到今天，真是台湾人民莫大的不幸。
如果台湾能够在1949年，便按美国的宪法模式，实行民主宪政，那么今天台湾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绝对不是现在这种落后的局面。同理可证，如果1911年民国成立时，中国能够按美国的宪法模式，实行民主宪政，那么今天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也绝对不是现在这种落后的局面。
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的民主宪政，必须记取上述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换言之，人民应该先建立“自由与民主”的信仰与理念，然后学习美国、德国或日本的政治经验，以举行公民直选的方式，建立各地的政府与国家。在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前提条件下，探讨未来亚洲地区邦联或联邦的组织方案。
六、参考日本成功的法则，建立未来人类幸福的文明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介绍了西方的人文理念、制度与科技的知识，由于日本过于短视与急功近利，他们只追求富国强兵之道，而忽略了西方人文理念中人文关怀、人道正义与人权的思想，最后虽然国力增强了，但是却成为新的帝国主义。
日本这种功利主义的改造文明思想，最后在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们走向失败的命运。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协助，使日本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成为G7中重要的会员国家。
从日本近代发展的历史模式，非常有助于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文明的建设。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绝对不能够再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错误，而应该学习二战后日本成功的经验。我所指的日本的成功的经验，仅限于日本正面文明成功的经验，也就是日本学习美国经验的部分，例如，上述的学习美国的宪政、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的能力、良好的管理与商誉等。
此外，日本也有许多值得人类学习的文化，例如，高度重视道德与伦理的国家、高度的文学与艺术成就、重视环保、废水处理技术、重视生态保育工作、严谨的治学态度、进步的科技创新与研发、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进步的医学技术、重视宗教信仰、重视商业诚信、重视普及教育、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思考人性的问题、优秀的国民教养与素质，高度关怀人文等。
如果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能够认真地学习国际资本运作、以人权立国、建立商业诚信的社会、学习现代管理的知识、充分地自由与民主化，那么基于这五点客观的条件，那么也有可能可以加入G7的国际组织。加入G7的国际组织，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经济力。目前G7国家的国民，平均年收入都在3万美元的收入之上，这就是熟悉国际资本运作的经济发展优势。如果没有成熟的自由、民主、人权、诚信、国际资本运作知识与管理能力，绝对不可能成为G7的成员国；即使是加入了，也会像现在的俄国一样，不能得到G7国家真正经济上的帮助。
当然日本也有些缺点，例如，有一部分的人，仍然有军国主义的思想，也有领土扩张的欲望；有一部分日本商人，在中国南方开设对人体有危害的制造工厂等。但是这并不代表全体日本的国民。有些中国人，并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中国所做的工作，例如，贷款给中国、大量地捐款与修建中国佛寺与古迹等。
简单的说，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就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将日本变成第二个美国，这就是日本文明成功的模式。千万不要像过去的中国人一样，喜欢从事愚公移山、土法炼钢、摸着石头过河、搞大跃进、闭门造车、四个现代化、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强调阶段论、喜欢搞莫名其妙的政治创新方案（如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等；这些做法，不仅误国误民，而且耽误了国家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根本大问题。
换言之，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一开始时，千万不要随便从事各种文明创新的工作，例如，对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农业、环保、交通、城市规划、金融资本运作、银行管理与宪政的创新；只要认真地学习美国人的治国方法与民主宪政，就可以了。等学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自然可以有各种优秀的文明创新能力与机会了。
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可以参考日本的成功的法则，认真学习美国的经验，将国家变成第二个美国，并且用心建立未来人类幸福的文明。
20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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