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 /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选自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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