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之前，备受各国欺凌的满清政府，放开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民意泄洪孔，以百姓对各帝国在中国各式团体和个人的非法攻击，为政权撑起腰杆。长期压制下的社会民意，如同破堤之水，冲破了泄洪管道，顺着轰轰烈烈“义和团运动”的决口，汹涌而出，一时之间，社会无序，政权真空。
直至万里之外常年相互为敌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再次蒙辱的满清政权，掉转刀头，砍向了曾经并肩作战的义和拳民，万千人头、万千尸首填筑了大坝的决口，恢复了政权和秩序。
1989年，不期而遇、从天而降的新闻自由，打破了渐进开放的新闻秩序和社会平衡；长期压制下的社会民意潮水，顺着“反腐败、反官倒”泄洪口，冲垮控制，而成决堤之势。数千万人参加的澎湃汹涌的“八九风波”，既灼红了“天安门勇士”的双眼和勇气，也擦亮了政权的双眼和屠刀。
一代义士，血溅北京；秩序恢复了、政权稳定了。“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的目的，再有四年就达到了，然而，以后呢？
极端民族主义固然是非理性的诉求，但它在任何一个常态社会中，是一个客观而真实的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征。理性的社会，不会试图消灭它或堵塞它，而是将其置于法治之下，依靠新闻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形成平衡，以消弭其巨大的社会破坏性。
与其他任何社会情绪一样，通过压制其他诉求以单方面放大某一诉求“颠覆平衡”的做法，都会助长这一诉求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可能；媒体控制下的专制社会尤需警惕这样的做法，不管这一诉求对政权的利益大小。
中日之间百年来的历史矛盾，与中俄、中美、中越、中朝甚至台海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存在；相反，中日、中俄、中美、中越、中朝即或台海之间的历史友谊，也都是客观真实的历史事实。媒体片面的局部的突显中日矛盾，既是对由各种民族矛盾构成的民族主义的歪曲和漠视，也是对历史上中国与其他民族友谊的忽略和否定，更是对社会大量存在的其他情绪诉求的不公平。
政权常常自满的通过媒体控制，利用被单方面放大而失去平衡的民意，为自身谋利益，却往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处于反对派的政客，对这一极端化民意的利用，却难逃“以百姓血肉为自己奠基的魔鬼”的指责。
二十年前，我是一个反日青年，但今天，我不会为这口沸腾的“反日油锅”添加一滴油；因为，我期望，中国的进步，不能再以百姓的尸首为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