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我虽不以此为然，但把反右当作中共掌权后历史发展的一块“记黑石”，还是有道理的。邓毕竟是共产党人，在他说的千言万语中，最虚伪的一句话叫做“实事求是”。这是他们对谎言的总包装。在共产党人中，如果谁敢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祸国殃民”四个字的评价，那么，历史将宣布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显然，邓小平不是。
毛泽东手执反右派的钢刀，直刺知识份子的胸膛。这只是他杀害、迫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包括中共党员）之千古民族大悲剧中的一幕。
反右派斗争，眼看就要过去半个世纪了。人们对“六四”、文革都有些淡忘了；对反右运动的淡忘，倘加上一个“更”字，虽然是可悲的，但却是不足为奇的。更由于中共一向是瞒、骗、压，致使人们，包括专家在内，对这个运动，连作为“NO﹒1”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起因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如此，不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嘴脸，也就谈不上“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一） 探源篇
通过对“归因”如麻的梳理，我把它们归纳为两大类。一曰：预谋说；一曰：变卦说。但在每一大类中的各种说法，不仅有相异之处，而且有绝然相反之处。
一、预谋说
在预谋说中，阴谋说与阳谋说针锋相对。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2
看来，判定是阴谋还是阳谋，关键在于“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究竟是真还是假。
第一，他当时并不是把告诉的对象心口如一地说成是“敌人”，就像他在背后说的，是乌龟王八、是鲨鱼、是代表反动阶级，而是伪装慈祥地、挥洒自如地、嬉皮笑脸地称他们为“党外朋友”、“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给这些人散布幻想，让他们自我感觉得还是“蛮可爱”的。
第二，当他当众而不是在背后讲到“毒草”的时候，不但不是预警，明说让它出土是为了“便于”锄掉，而是刻意掩盖这一图谋，解除人们这方面的顾虑。凡是听过他讲话和录音的，都可以从语义到语感上觉出，他所说“毒草”这东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认的新生事物。如马克思、孙中山、哥白尼、路德等，这些革命家、科学家、宗教革新者；特别是他强调指出，“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3返回“草”的本意，他举出营养丰富的西红柿一开始也是被当作毒草的。他为了证明这次不是撒谎，还搬出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证：“是布尔加宁告诉我的。”为了鼓励大家鸣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怂恿说：“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证“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4
这简直像是党内右派在煽动党外右派，要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向党猖狂进攻、闹事。……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是绝对地这样认识问题的。
你别看他谈笑风生、心平气和的样子，其实他早已暗藏杀机。一个多月前，他已给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交代：“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5他后来号召大鸣大放，其实就是引发乌龟王八都“吭声”。
他已做好了“要准备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这样“呜呼哀哉”的结局都假设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前后两个“舍得一身剐”，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舍得一身剐”的决心来镇压文化人”的“复辟”、 “闹事”，架起了机关枪；然后才骗诱你要“舍得一身剐”，敢于鸣放，投入‘帮助党整风’这个陷阱，这个火力网。然而，你却自多情，受宠若惊，庆幸逢上“当今”这个知识份子的“知心”人。于是百鸟就都扯起嗓子“鸣春”了。
第三，我提供两组相映成趣的镜头，以资人们理解，“阳谋”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一组镜头是，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作报告曰：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6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远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只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谓予不信，请看第二组镜头。时间则在前一个半月。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
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7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份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通过以上这些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毛阴一套、阳一套，左边是人，右边是鬼。
第四，我们再来看一组同一时空、同一场景的镜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讽刺漫画《阴阳脸》，或如川剧中于瞬息之间的“变脸”。
毛泽东看过冒广生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后，派车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讲得好啊！”毛显得神采奕奕，“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广生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
毛不住颔首倾听。
冒称对主席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无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毛以坚定的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当毛泽东信誓旦旦表态的时候，冒先生那个陪他前来的儿子舒湮，却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有着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迹，但见露出的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别时，毛握着冒先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又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诚相告……。
“讲得好呀！”毛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8
要知后事如何，现在已是事后，故早已水落石出：老先生被划为“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毛的所作所为，本属最准确定义下的“阴谋”，他却胡搅蛮缠，却说是“阳谋”。无怪乎作家丛维熙放语问苍天“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张沪（他那自杀未遂的妻子）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9
第五，如果说冒先生曾担心“双百”方针政策会不会把思想搞乱，是出于对党的自作多情的话，那么，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却反映出党内大部分人忧国忧党的心态。毛泽东一面称赞四人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却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人民日报》刊载这篇文章，并且明确表态：“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他后来批评邓拓：“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
这篇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在文章中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副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沈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肯定了那篇社论，并向社论作者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篇后来证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后来被封为大左派的陈其通等作者大张挞伐，而对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又大动肝火呢？为什么你正起劲鼓励鸣放的时候，偏偏要打击左派的的鸣放呢？何况你还承认人家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呢？可怜的作者之一，马寒冰为捍卫毛泽东文艺路线，却被毛泽东给逼得“自杀”了。这该叫做什么名堂？曰：“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韩信所以将樊脍撤职，是后者干扰、破坏了前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谋略。
如果事实要像毛泽东说的是“阳谋”的话，他们四人还会“杞人忧天”吗？可惜他“阴谋”耍得过深，不仅蒙骗了“敌人”，而且连自己人也坑蒙拐骗了。天下有先见之明者，唯邓拓，他看透了毛泽东这个人，看穿了他耍的阴谋诡计。这使毛泽东起了曹操要杀杨修之心。
第六，“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为了表示对第一手资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将当事人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先生的《自述》，照抄几节如下：
毛主席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赶快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词尖锐而严厉的批评所打断。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工作会议不发消息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不只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随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10
以上摘自《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像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的心里。11
以上说法，正合我意。区别仅在于，邓拓有了不起的一点，先知先觉是也。“先”的时间跨度应在说“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之先。说这话表明，他过去就相信毛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于今尤甚而已。
阳谋乎？阴谋乎？现已剥茧见蛹。毛泽东成竹在胸，是反右派斗争的始作“蛹”者。但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为官、为民的，在过去和现在，认为毛泽东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却大有人在，为他涂脂抹粉的摘帽右派也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人们给阴谋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说法，竟然说“毛是被右派逼上梁山” 的。
（待续）
原载《黄花岗》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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