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民众的口号，是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事件的导火索，则是因为，不久前，中国官方媒体报导：日本编纂“新历史教科书”，为侵略战争辩护，而该教科书得到了包括“朝日啤酒”在内的多家日本大企业赞助。于是，部份中国民众开始拒买拒售“朝日啤酒”，进而抵制所有日货。
然而，反日风潮的蔓延，引起中南海的不安。生怕这一风潮最终会演变成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当局更担心群众集会可能演变成悼念赵紫阳或纪念 “六四”民主英烈的反政府示威，因而决意封杀。新华网和新浪网先后撤下了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栏目。在一些地方，反日群众受到公安、国安的驱逐，带头人遭到监视或警告。在浙江，甚至发生公安人员公然围殴反日示威者的“离奇”场面。
遭到殴打的示威者，表示“不解和不满”，足以证明他们的天真。事实上，中共当局从来就不反日，更不抗日。所谓“爱国主义”，不过是唱给老百姓听的高调，借“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实现政权的“稳定”，将民众的 “爱国”情绪诱入“爱党 ”歧途。远者，有上世纪前半叶，中共奉行“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泽东语），借日本侵华之机，削弱和颠覆国民政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竟婉拒日方道歉，反而称谢道：没有你们的到来（入侵），就没有我们（中共执政）的今天。近者，北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等主权问题上，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日方得寸进尺，最终实现对钓鱼岛等领域的“实际占有”和“ 有效控制”。
在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议题上，韩国政府明确表态反对，并游说二十多个国家，联合抵制。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的中国政府，却保持沉默。围绕韩日对独岛的主权争端，韩国甚至在独岛周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向日方示威。相比之下，面对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政府从未派出一兵一舰为中方保钓团体护航，竟听任日本“海上保安厅”任意驱逐和逮捕中方保钓人士。更有甚者，台湾、香港、和海外，均有中国人组成的“保钓会”，并公开活动，而在中国大陆，保钓人士却面对百般刁难、压制、和监控，成为当局眼中的“异议份子”，动辄遭公安警告和流放。
至于近期发生在中国民间的反日风潮，中国政府既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又是事件的镇压者。其首鼠两端，足以表明，它处处将其既得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就在抵制日货的民间声浪中，中国政府竟悄然而隆重接待了由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该访华团包括来自日本三菱重工、三菱银行、日本航空、全日空运输、三井物产、日立制作等大型企业共60多名代表 。其中，三菱重工，恰恰就是日本“新教科书”的主要资助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正爆发要求“与中国断交”的大规模示威，中国政府竟然对中国民众封锁消息。
实际上，中日两国关系现状，是政治冷，经济热；从政府层面而言，则是表面冷，内心热。中国政府心下很清楚，抵制日货，从经济角度而言，两败俱伤，固然可以损害日本经济，倒过来，也损害中国经济。而中国经济状况之好坏，乃是关系到中共统治能否维系的不二指标。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中日经济，实际存在极大的互补性。当今日本，是中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而言，则排名第三，仅次于欧盟与美国。同时，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尤其是最大的技术与装备供应国，在美国和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共技术输入限制和武器禁售的情况下，日本的技术和装备，对中共而言，成了救命稻草，不可多得。而长达近三十年的低息或无息日元贷款，更成了中共政权得以存活至今的主要食粮之一。
所以，在所谓“抵制日货”的风潮中，有心爱国的民众感情是真，唱“爱国主义高调”的政府行为是假；独立反日的民众是真，随着政府指挥棒起舞的人士（所谓“ 愤青”）是假。正如“北大反美姑娘最终嫁给了美国人”的闹剧一样，某些“反日派”，恐怕正是乘机起哄的“哈日族”。
（首发4/5/05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