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以来，所有无比神圣的宣传、教育几乎都是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而这五个字我在上学前就早已记得滚瓜烂熟了。无论是看电影、读小人书，都能接受到关于领袖无比伟大的教育。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能看到到处是“毛主席语录”或是推崇他无比伟大的标语。突然听到广播中从来的“噩耗”，我实在想不通，这样伟大的人，怎么也会死去呢？听着播音员的话语，我甚至觉得那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
然而他真的死了。
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条黑袖纱并要求交纳1毛8分钱。我回去向父亲要钱时，万没想到父亲竟然沉默许久，好像非常不情愿给我钱。父亲同宿舍的徐效伯伯见状急忙对父亲说：“老杜，快给孩子。”
父亲一边到口袋里取钱一边嘟哝着什么，我却一个字也没听懂，可徐伯伯又阻止他道：“好了，好了，你难道还没受够？小心别人听见了又是事儿。”
虽然我对父亲的表现极为不高兴，想不到他对伟大领袖的死，是这种态度，这让我很伤心，但是我不敢把这想法给别人说，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钱，又找到一只别针，把黑纱仔细地戴好，就飞跑着去上学了。
后来全校师生参加瑶曲公社举行的追悼会，几乎所有同学都痛哭失声。在那间布置得十分肃穆的大礼堂的中央，摆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两边陈列着无数的花圈，四周还有一些军人和武装人员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整个会场。一些身穿公安服装的人不停地向各单位的队伍吆喝着，要求人们排好队，有几次他们走过我的身边，使我格外紧张，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注视着我，似乎父亲不敬的态度他们早已知道，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也抓起来，送到主席台上进行批斗。这种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觉得奇怪，可那时天天都是批斗会，随时都会把思想有问题的人揪出来斗一顿，特别是1973年，我在山东老家上学时，村子里出了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所谓反动标语。我因家庭成份牵连，理所当然受到重点怀疑，被审讯逼供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中，我忍受着恐吓、打骂、嘲弄和被带着在大街上巡游的耻辱。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追悼会上，在一片哭声的感染下，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泪多半是恐惧，少半是对领袖的敬仰。恐惧来自于无法想像的突变，如此伟大的人物死去了，似乎造成这份大罪的责任也有我的一份，总感觉到会因此而追查到我，就像当年那场莫名其妙的反动标语事件中，重点追查的却是与之毫不相干的我一样。为此我格外小心，不时查看左臂上的黑纱，当别人走马灯似的匆匆走过那幅画像前时，我则端端正正地站住，尽量在鞠躬时把腰弯得幅度大些，哭出更多的眼泪来，哽咽得更大声点儿。
学校要求用柏树枝把校门和围墙都遮盖起来，以示敬重。于是老师就领着我们都到山上去采柏树枝。为了表现得更忠诚、更敬爱毛主席，我当然选择最艰苦的活儿来做。我是第一个爬到高高的柏树上的，挑选那些形状长而又茂密的树枝折下来。我们小组攀折得最多，最早完成了任务，可就在我下树时，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奋力从树半腰向下一跃，左臂的黑纱挂在了树叉上，“哧”的一声，黑纱扯裂了，几乎就要从骼膊上掉落下来。由于这一挂，我失去了平衡，重重地跌在地上，腿肚处也被划破，鲜血直流。可是我没有感觉到疼痛，看着裂开一道大口子的黑纱，我惊恐万分，急忙用手把裂口捏拢。这时就有同学在旁边说道：“娘娘，把毛主席的黑纱弄破了，赶紧给老师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同学的名字，他姓朱。另外一个姓邱的同学立刻一边向老师那儿奔跑一边大叫着：“老师，老师！杜义龙把黑纱扯破了。”当胡老师向我走过来时，我哭了起来。胡老师看着那条快要断掉的黑纱询问我缘由，我已经抽咽得不能说出完整的话来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只是感觉到特别的恐惧，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不小心把泥水甩到毛泽东的画像上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那一次，我们家还住在铜川崔家沟煤矿的家属区，一个下雨天，邻居家的孩子（当时和委年龄差不多大，约四五岁）拿了一根细竹条玩耍，不小心把一道黑泥印儿甩到了毛泽东的画像上，不巧被家委会的一个副主任撞见。孩子的父亲母亲在当晚的批斗会上被揪斗了两个多小时，许多人把鞋子、垃圾和瓦块儿向他们夫妻身上扔，两人回家时，鼻青脸肿，一身秽物。
虽然这条黑纱不是神圣的画像，却为悼念神圣领袖专用，那个年代用报纸当手纸也是反革命，轻则受到批判，重则会被毒打判刑，比如报纸上有“毛主席语录”或是画像处弄污了，把“革命”、“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等字眼搞脏了，都是有罪的。黑纱是悼念毛泽东的，弄烂了自然也是有罪的了。
心中忐忑的我，看着老师一步步逼近，紧张到了极点，我甚至生出立刻逃跑的念头，从此逃进深山，不再出来，或许能逃脱这一劫。可是腿脚发软，别说跑，就是动一动也不能。
那个姓胡的老师用十分冷漠的眼神看了看我的黑纱，然后对大家说：“你们去干活！把柏树枝都背回去。”然后回头对我道：“回去后到校长办公室来一趟。”
这时贾存胜同学过来，帮我挽起裤腿，这时我才看见，我的脚下是一大滩鲜血，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贾存胜捧了一捧干燥的细土──我们小孩子叫做面面土，替我敷在伤口上，止住了流血。贾存胜的家在咀子村住，离瑶曲油厂很近，他好像对什么都不介意，只注重朋友间的感情。我有时觉得，那时的极左思想的教育，似乎根本没有影响他。那天在追悼会上，只有他没有流泪，事后他告诉我，看见别人都哭，没有办法，他只好吐了些口水抹在眼睛下面。我对他的这一行为大不以为然，可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也不好多责备他，还得替他保密。
好在校长那天因为有别的事情，似乎并不重视我把黑纱弄破这件事情，胡老师反覆给他提醒事件的重要性，并在嘴巴里嘟囔说：“这娃他爸的情况。”可校长只是说，把破了的黑纱换了去。出了校长办公室，胡老师便冲我吼道：“你不要上课了，回家换黑纱去！”
我像得了大赦令一样，飞快地往瑶曲油厂跑。
油厂的工作区是在一公里外的三千吨（因设计年产油量3000吨得名）。父亲那时在三千吨的木工房上班。木工房实际上是木工和钳工共用的一间大厂房，木工们在南边，钳工们在北边，父亲的好朋友徐效伯伯就是在北边工作的钳工。当我汗流浃背地冲进木工房时，父亲大吃一惊，其他的叔叔伯伯们也都围拢了过来，特别是看到我的腿上血迹斑斑时，都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情。直到我说明了原委，他们和父亲才松了一口气。父亲把他骼膊上的黑纱抻下来给我戴上，然后从钳工那边找来一卷黑胶布，把那块撕烂的黑纱粘好，自己戴上，又领着我去油厂的诊所看腿。那位慈眉善目的庞医生，仔细地给我处理着伤口。他用盐水把我伤口上和血液凝固到一起的泥土清洗干净，再用酒精消毒，接着，他用小捏子从我的伤口里竟然取出一根足有五厘米长、铅笔粗细的一截折断的柏树枝来。看着那截树枝，周围的人直咂舌头。等包扎好伤口后，庞医生还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结果我的腿疼痛得两天不能去上学。
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去掉那条黑纱的了。只隐隐约约记得那时好像有个要戴18天黑纱的说法。有一天放学回去发现父亲的左臂上没有黑纱，父亲同宿舍其他的叔叔伯伯的骼膊上也没有，但在大院儿里见到零零星星几个人的骼膊上还套着黑纱。偶然还听到他们受到别人十分谨慎的嘲笑，可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坚持，也想把黑纱戴下去。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受到重视并能改变老师同学日常那种歧视眼光的人。
第二天上学，看见好多同学没有戴黑纱，一些戴着的同学见状也纷纷开始摘下来，那神情仿佛是要摘掉脖子上的绳索似的，随手把黑纱甩到教室后面的垃圾筐里去。班级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骼膊上还戴着黑纱，许多同学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那个朱姓同学还直撇嘴，说道：“你就是戴十年也没用。”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极不情愿地也从袖筒上褪下了那条黑纱，折叠整齐后装进口袋里。
贾存胜过来小声告诉我，给死人的东西不能拿回家。我不敢相信他怎么会这样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不再说什么，默默地走开了。
回到油厂，父亲给我洗衣服时发现了口袋中的黑纱，掏出来就扔到门口的垃圾堆里去了。虽然我没有再坚持把它捡回来，可是心中老大的不乐意。过后不久，偶然间我听到父亲和徐伯伯交谈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早就该死了！”徐伯伯已经喝了不少的酒，脸色红彤彤的，用浓重的上海口音低声与父亲嘀咕着，时而听到“老毛老毛”的字眼儿。我非常惊讶，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毛主席不敬呢？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就住在他在油厂的宿舍里。那间宿舍住了12个人，每侧6个人的大通铺，我和父亲挤睡在他的铺位上，这边的6个人便都需要挤紧一点，当时他们都主动给我和父亲让出一点地方来，从来没有人对此表现不满。
同宿舍有一个拐子，名叫谷林格。他不是天生的拐子，他残废前，曾经遭到长期的批斗和刑讯，在受伤住院时，用刮脸刀想割断大腿动脉自杀，被医生及时发现，把他救了下来。可是又被指责想用死来逃避应有的惩罚，还说他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的，是想用自杀来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又把他拉出去批斗。在批斗会上有一个人指责他是想用假自杀来吓唬革命人民，以便阻止对他的深入批判。
晚上他被继续送回医院治疗。由于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他那天晚上又再次割断了自己的大腿动脉。医院有了上次的教训，对他的看护特别紧，所以他第二次自杀失败。医院向劳改部门报告了他的情况。这次劳改当局更加气愤，便在医生对他进行治疗的同时不断地审讯他，要他交代自杀的用心和目的。结果他的大腿伤势开始恶化，虽然医生尽量给他进行治疗，那条腿的根部还是溃烂了。劳改当局的当权者，竟然下令把他的腿锯掉，免得他再去割大腿的动脉，并且警告谷林格：“想自杀逃避惩罚，没门儿，如果再想自杀，就连剩下的那条腿也锯掉！”
剩下一条腿的谷林格，再也没有自杀,他活了下来。据他自己说，他的那条腿开始伤得并不重，只是天天要站着接受审讯，甚至要整天站在会场上接受批斗，才开始恶化，但是医生说，如果停止审讯和批斗，进行治疗，他的腿还能够保住，可是那些人最后还是下令把他的腿锯掉了。当他给我讲这些故事时，我感到十分恐惧，因为有一种权力可以下令把人的腿掉，从此对那种权力更加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