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初步查证的被贩卖婴儿总数达７６人（已查实５２人、死亡３人），被贩卖的婴儿最小的出生仅２个小时，最大的也不过５天。这个犯罪团伙，在呼和浩特市的个体诊所和医院产房，以男婴７０００元至８０００元、女婴１０００元至２０００元买入，再分别以男婴８０００元至１３０００元，女婴２０００元至７０００元不等的价格卖出，从中牟利。警方介绍，涉案人员共计１２０人，现已归案１０２人，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３７人，批准逮捕２０人，依法查处６５人，其他人员正在调查处理中。
被贩卖的婴儿照片
内蒙古"５·１１"特大贩婴案件虽然成功告破，但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强烈反响尚未平息，一个个刚刚面世、嗷嗷待哺的无辜小生命，被亲生父母和人贩子肆意转卖，不仅其情其景撼人心弦，而且令人深思。
"５·１１"特大贩婴案揭示了一个法律盲区
出生仅２个小时，在"５·１１"特大贩婴案中差点被人贩子任素彦卖到北京的女婴，虽然被警方解救送还其生母，可在亲生女儿回到母亲身边的第５天，又被亲生母亲转托朋友送人了。
贩婴团伙首犯任素彦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遗弃婴儿者要受到法律惩处。但婴儿的生母说，她丈夫家中就他一个儿子，是单传，她已有一个女儿，孩子的爷爷想要个孙子，所以她只好把女儿送人。内蒙古英南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若冰认为：送人和遗弃实际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后者肯定是犯罪，前者却没有法律依据进行罪与非罪的界定。这个案中离散婴和卖婴的罪与非罪的界定，无疑揭示了我们现行法律的一个盲区。
据贩婴团伙头子任素彦交代，７年来，经她手贩卖的婴儿数量无法详细统计，但没有一起报案。也就是说，婴儿的父母都是自愿将孩子交给人贩子的。在警方的调查中，任素彦一再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只是"牵线搭桥"，是在"积德做好事"。由于婴儿的父母"自愿"将孩子交给人贩子，于是一些不法之徒就堂而皇之地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出卖婴儿的群体。生孩子赚钱，效仿者愈来愈多，贩卖活动愈演愈烈。
"５·１１"贩婴案暴露了城市监管的缺位
在"５·１１"特大贩婴案件中，被贩卖的婴儿主要来自呼和浩特市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个体诊所。在"５·１１"特大贩婴案中，出卖婴儿的生母尽管有城镇未婚女青年、在校大学生，但多数还属外来打工的婚育妇女。由于城乡结合部房租便宜，外来务工人员多居住于此。以呼市城乡结合部的一家村为例，本地人口只有数千人，外来人口多达２万人。这些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管理，未婚同居者或未领结婚证生育的现象比比皆是，计划生育管理基本处于失控和半失控状态。
任素彦的贩婴“总部”
居住在一家村的任素彦，之所以能组织起一个产、供、销一条龙的贩婴组织，而且买婴屡屡得手，她居住、生活的环境为其提供了便利条件。记者在一家村看到，一条入深不足５０米的巷子里，诊所就有７家，相距不到百米的街上竟然有４个接生诊所，这种无序设置是极不正常的。从涉案的１１家个体诊所看，具备接生资格的只有２家，其余不具资质的诊所，由于缺乏监管照样开门、接生。许多产妇说，由于外来打工者经济收入不高，生育或流产去不起大医院，她们便选择小诊所。而小诊所认为做人流术收入少，往往以种种借口哄骗堕胎妇女，迫使她们把孩子生下来，再由其转卖给贩婴分子，获取高额利润。
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新生儿出生必须有医学记录及《出生证明》，有《出生证》公安机关才给上户口，但被贩卖的婴儿由于没有这些证件，一生下来就成了"黑人"。张若冰律师认说："'城中村'客观上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大，成了城市管理的盲区，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他认为，如果有关主管部门，能够实行"主动到位机制"，采取积极措施，把"城中村"纳入本部门的监管范围，贩婴犯罪就能从源头上得到有效遏制。
"５·１１"贩婴案折射出法制教育和儿童福利院的苍白
呼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认为，任素彦作为一个农家妇女，能够边贩边建，一手编织起一张包括私人诊所医生、大医院职工、出租汽车司机和个体业主等在内的１２０多人参与的贩婴网络，并在婴儿出生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便能获取信息将孩子买走，除了依靠金钱利诱，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法制教育严重滞后。
犯罪团伙贩婴所得的部分赃款
由于法制教育滞后，很多人不认为买卖婴儿是犯罪，连一些医务人员都乐此不疲地加入到贩卖婴儿队伍中。比如，婴儿的亲生父母认为，孩子是我生的，我养不起或不想要了，卖给想收养的家庭，犯罪吗？他（她）们不知道《刑法》上有"遗弃子女罪"。而那些收养孩子的家庭，不懂得啥叫依法收养，认为自己花钱收养孩子，是替社会做好事。由于暗地里这种买卖婴儿市场的出现，很多个体诊所的医生也做起了贩婴生意。个体诊所接生一个婴儿一般收费３００元至５００元，任素彦收购一个婴儿给个体诊所医生８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个体诊所的医生在孕妇怀胎期间就动员孕妇：" 如果不想要孩子，我帮孩子找个父母。"这些个体诊所医生把信息传递给了任素彦，任素彦指腹"订货"。乃至发展到个体餐馆老板、大医院职工、汽车司机等都加入到贩婴队伍中。
儿童福利院经费短缺，客观上助长了贩婴之风。最近几年，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呼和浩特市为例，１９９０年的城区人口是７０万，２００４年就膨胀到了１３０万人。这些进城的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属于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育不仅无人管理，而且一旦生育了有生理缺陷的婴儿或不符合心意的儿女，基本上都是遗弃。而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根本无法容纳。呼市儿童福利院现有职工６０名，目前收养了１７１名儿童，而且９５％以上的孩子是残疾人。儿童福利院的经费支出是计划包干，每个孩子每月仅有１９０元经费，孩子们的吃饭、穿衣、看病、上学、康复费用都包含在内了。"５·１１"案件中，警方给呼市儿童福利院只送了１个被解救的孩子，福利院都无法维持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