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毕玉玺这个“贪官之鳄”，早就有人预言他虽会被判重刑，但不会是极刑。现在判决的结果，恰恰印证了某些人的预言。笔者不想谈论毕玉玺是否应该免于一死，而是从毕玉玺一案联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贪官的命到底值多少钱？
有人可能会对这个问题表示怀疑，人的生命怎么能用金钱来计算呢？确实，人的生命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但有一种经济学学说认为，物必有价，世上万物皆可用金钱来计价。比如，一个矿工遇难，矿主赔偿五万元，那么这个矿工的生命就值五万元；如果在一场车祸中某人死亡，车主赔偿他十万元，那么这个受害者的生命就值十万元。我们不妨运用这个学说，对贪官们的生命进行一次金钱计算。
但是，一个贪官的生命并不能准确地予以“标价”。例如，前不久辽宁贪官、“中国第一款警察”林福久被执行死刑，他涉案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我们不能说他的命就值7000多万元，因为如果他涉案5000万元，也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们只能大概地估算贪官们的生命价格，方法是对一些判处死刑和未被判处死刑的贪官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个大概的数额。如果一个贪官被判处死刑，那么他的生命价格就低于涉案数额；反之，如某贪官未被判处死刑，那么他的生命价格就高于涉案数额。
但是，在进行粗略的统计后，我们就会发现，根本不可能计算出贪官们的命到底值多少钱，哪怕是搞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也不可能。
如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助理王雁受贿496万元，日前被判处死缓，显然，他的命高于496万元。但是福建贪官、著名的“三光书记”林龙飞涉案488万元，却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显然，他的命低于488万元。你能说贪官的命到底是高于496万元，还是低于488万元？再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收受贿赂 517.1万元，被执行了死刑；毕玉玺因受贿、私分国有资产1304万余元被判处死缓，你能说贪官的命是高于是1304万元，还是低于517万元？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贪官们的生命价格各有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他们涉案金额各异，结果也不相同，但不是数额大的处刑就重，数额小的处刑就轻，而是极不统一，并且相差极其悬殊，如毕玉玺与王怀忠的生命价值就相差800万元，因此，贪官们的生命价格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想，法律界肯定会对笔者的计算方法提出严重质疑，因为，贪官们的犯罪情况各有不同，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据说李嘉廷就属于这种情况），性质是否恶劣，影响是否重大等等，都会影响判决结果。因此，每个人判处不同的刑罚，是完全应该的，不能简单地用涉案数额来定罪量刑。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各个贪官的涉案数额相差过于悬殊，少则数十万元，多则几千万元，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真的能够用什么“立功、情节、影响”等来解释吗？
我们国家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是成文法，要求法院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定罪量刑，然而刑法的规定，富有弹性，过于笼统，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造成法院在审判贪官案件时标准不统一，这也是造成贪官们的生命价格根本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法院对贪官们判处的刑罚极不一致，才造成老百姓对于司法公正的怀疑，因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一个涉案几十万的被枪毙，而一个受贿上千万的却能够免除死刑？虽然老百姓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律，法律界也会嘲笑他们缺乏法律知识，不足以谈公正不公正。但是，法律界的人们不要忘记：法律不是形而上的理论教条，而是形而下的实践工具，法律是否公正，最终只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应该学习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做法，对于贪官涉案金额相近的案件，一定要判处相近的刑罚，绝对不能产生过大的悬殊。同时，也可以考虑规定一条贪官们的死刑“高压线”，100万可以，500万也可以，一旦涉案数额触及这条“高压线”，不管什么情况，一律判处死刑。借用中纪委官员评价王怀忠获死罪时的话说，就是“法当其刑，罪当其诛，恶有应得，死有余辜”。
一句话，司法机关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能解民怨，平民愤，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与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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