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的程晓农博士
现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的程博士表示，按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应该和西方的国会或者议会很相似。事实是中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完全是党一手操纵的；党外副委员长没有资格决策，他们只不过是道具，党内的委员长、副委员长会议也必须服从政治局的领导。人大常委会从总体上来讲，不过是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管理的机构。
即便如此，中共还派人监控人大代表的言行，在会期期间每日做出统一告密报告，只供政治局委员参阅。
* 什么人才可以当人大代表？
众所周知所有的人大代表没有一个是民众直接选举的，都是党的组织部门安排的，老百姓所谓选人民代表只是走形式。程博士说，“不管百姓投不投那张票，这些人都被党圈定为代表了。”
程博士说，“圈定为全国人民代表的通常有几种人，第一种是现任的各级官员，括省委书记、省长，各地市的市长、市委书记、以及县长、县委书记；第二类是已经退休的官员，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给安排到别的职务，给他一个代表作为一种补偿或者犒赏；第三种是该提拔而还没有提拔的干部，也是封一个代表让他们得到一点政治荣誉；第四种是界别代表，就是工人、农民、知识份子、教师、医生等。这些代表在全国有个比例，每个行业有多少人，然后再考虑到性别、民族、文化程度等等因素，最后再把指标分配到具体的省。”
程博士举例表明如何指定界别代表，“比方说规定安徽省今年得安排一名女性的医生，年龄不超过50岁，大学文化程度。这个省拿到指标以后，省委组织部就出面去寻找这么一个人，指定她作人民代表。”
程博士认为，人大代表与选民无关不是民意代表，只与中共有关。党不要求他们和选民有任何关系，只要求他忠于党、服从党。他表示，很多代表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选区在哪？选民不认得他们，他们也不认得选民。人大代表得到的无非是在地方上有了一顶红帽子，有了一些政治上小小的特权，同时一年一度到北京好吃好喝，享受一下坐专车、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所谓荣誉，所以这些代表一开会的第一件事经常就是感谢党对他的信任。
* 人大是政治局一名委员管理的机构
大家普遍认为人大是中共的“橡皮图章”，程博士觉得其实也不那么简单，党并不真信任这些代表，尽管都是它一个一个亲手挑出来的。所以它有一系列对代表，包括对整个人大常委会的监控程序。
对于人大正副委员长的角色，程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十几个委员长，其中一部份，按照党的需要，必须任命一些非共产党员的，什么民主党派或者少数民族的，比方藏族的阿沛阿旺晋美这一类人物。这么一来人大常委会机关里就有党内和党外委员长之别。当他们要开委员长、副委员长会议的时候，经常把党外副委员长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尽管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有相同的权利，但事实上，党外副委员长没有资格决策，他们只不过是道具。实际上党内的委员长、副委员长会议也必须服从政治局的领导。”
程博士确信，人大常委会从总体上来讲，不过是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管理的机构。1986年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政治局派了一名委员叫王汉斌作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由他安排会议的程序、人事、会议内容以及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程博士强调，“人大常委会虽然名义上一年开几次会，制定各项法律，决定重大的政策，审议国务院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部的财政预结算，其实这些会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文件也是事先打印好的，讨论什么不讨论什么，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都是由办公厅事先和政治局商议决定了以后拿到会上来实施的。”
* 人大会前例行党员大会念紧箍咒
此外人大召开之前还有例行的党员大会。程博士说：“这个大会不是通知与会代表会议的程序，而是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全体代表在这次会上必须服从党的要求，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时候必须举手，什么活动不能参加，比如说不能串连，不能跨省提联合议案等等。这个所谓党员大会实际上就是给代表念紧箍咒。”
“代表一到北京，就有一系列对他们的控制措施。首先，代表必须按省市自治区分团住，不能串团。江西来的代表必须住在同一个楼里，江苏的也一样，住在另一个楼里，每个代表团不能同住，目的就是方便监控。因此每个省来的代表即使在北京还像在他们省里一样，有一个统一的头，由团长、副团长实行管理。”
* 人大被监控对象从代表到国家主席
“即便这样党对这些代表仍然不放心，因此还有一系列组织程序去监控他们。”程博士表示，其中一个程序就是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一批在办公厅日常工作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驻一个省的代表团，叫做“驻团”。这个人派去以后和所驻团的代表住在同一个宾馆，每天和这个团的人同吃同住同开会同活动。他认得这个团所有的人，这个团的人却不认得他。他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大家只认为他是办公厅派来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旁听会议，记录代表们的要求，事实上他的任务是监控所有代表的言行。
程博士 1986年3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研究室经济组工作，被派监控湖北省代表团。程说，每天晚上11点钟上面派专车到各个代表团接这些驻团的人，带上他们当天的告密报告，拿到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处理、汇总来自各个代表团密告的人，就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第二天早上7点钟，汇总的报告已经打印分发在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大多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他们也看不到，不能给他们看，因为可能他们的名字也在上面。
程博士对其中一次监控记忆犹深，“湖北团散会前一天，是一个星期天，国家主席李先念要去看他的湖北老乡，本来没有我的事，因为那不是政治会议，也不是会议的政治活动，但我也被通知到场，原因就是要汇报场上大家的言论，包括李先念的言论。”
中共对“告密”报告的要求是什么？程博士说，他们关心的是非公开的事情、私下的言论和不完全公开的小组讨论的内容。比如有没有人发牢骚？对某件事情不满，有没有集中关心的一些问题？代表们坐车、看电影看戏的时候都谈了些什么？
人大代表如何对待这些监控者？“新选的人民代表，他们通常不知道这个背景，有时候会很热心地找这些办公厅来的人反映情况。而省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和多数老代表因为知道内情对办公厅的人很冷淡。”程晓农表示。
出于恐惧，中共是否同样对待这些监控者？程说，因为不放心，中共又另外派了安全部的人，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来监视我。记者的后续报导将采访前中共安全部特工丁柯，曝光中共对人大和特工的连环监控，丁柯先生做中共特工期间的公开身份是“光明日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