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这句“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话一直压抑着我。
好多个夜晚，当我置身于酒屋的吧台边，看着一个个青春的身影从我身边飘来荡去，闭上眼，那个倒卧在路边流着眼泪的女孩的双眸，以及一位年迈的母亲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飞机舷梯的背影交替出现。
我想，我该写写她们。
和秋子相约在下午，那天她穿一件DKNY的短袖，一条浅蓝的洗水裤，配上一双DIESEL的休闲运动鞋，披肩发，嘴里咬着杯TIM HORTONS 的ICE CAPPUCINO从阳光里走来，很清纯。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我绝不相信她做夜店。
也许因为彼此都来自广州，自然好说话些。记得当我拐弯抹角向她表达采访的意思时，她显得很不开心地说“大佬你认识我原来是想我爆料（套情况）”？我听了连忙说“当然不是，是因为豪哥。”秋子听我提起豪哥，态度安稳了些。她既没同意也没反对，见状我马上约了时间。
和豪哥也算是相识。据他说，半年前有个周末的夜晚，他和朋友到Woodbine和Highway 7附近一间卡拉OK去消费，那晚喝了很多的酒，之后就带了个女孩去开房，第二天起来两人喝过茶后就分手。如是者过了几个月，朋友有天告诉豪哥，那个女孩曾有了他的孩子，后来约医生做了。豪哥听了觉得很内疚，就去找这个女孩，但令豪哥尴尬的，是那个女孩装着不认识他，半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这个女孩就是秋子。
为什么要装着不认豪哥呢？我将豪哥一直内疚的心情告诉她。
为什么要内疚？秋子的烟瘾很大，她听我这么问，仰起头对着阳光吹了个烟圈儿。既然敢出来玩，就没什么可内疚的。
我不知道她说的“玩”是指谁，是她还是豪哥。
那晚你好像没有收豪哥的钱。我忍不住加了句。
秋子听我这么说，眼皮跳了一下，但很快就变得若无其事了。
不记得了。有时不一定要收钱的，开心，合眼缘就行。
怎么想到要做这行？
秋子睨了我一眼。我告诉你是因为寂寞，你一定不相信。
仅是寂寞？没有经济的原因。
我没有。秋子毫不犹豫地摇头否认。
寂寞不一定要出来做，可以找男朋友，就算被别人包，都比在夜店里好吧？
这是你们的看法，你讲的这些我都经历过的。秋子冷漠的眼光看着远方。被人包过，也拍过好多次拖（谈恋爱），一次比一次伤。
我们本来是不该出来读书的，和那些拿博士硕士的留学生不同，我们在国内就不喜欢学习，父母以为把我们推出来，就可将我们脱胎换骨，其实，人出来了，没有束缚，心更散了。
你的意思说，做成你今天这种状态，父母有责任？
我不知道。秋子声音有些嘶哑。开始谁不想循规蹈矩？但我说了，我们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书读不下去，路就不知怎么走了。
第一次和男朋友分手，我还怨他薄情，怨他花心，怨他辜负了我。我知道他背着我“偷吃”（找别的女孩）时甚至想到揽着他一起死的，但当我打电话回去和妈咪道别时，心就软了。我不是怕死，是觉得我死了全家受打击，不值就是。后来再拍拖，再分手；分手-----拍拖------分手，分多几次先醒悟，像我们这样身份前途都未卜的留学生，根本就不应该对感情寄予任何希望的。
被人包的日子也不好过，感情对我来说是什么？就是半夜惊醒的时候，有个人听我哭听我诉说，这是有家的男人给不了我的。
最后那次和男友分手是在卡拉OK，那晚和他都讲清楚了，他走他的路，我喝我的酒，后来我怕自己醉，就拿起手机，按上面的电话簿记录从第一个人名开始 CALL，我当时想，CALL到谁算谁，找了好几个人，直到一个做夜店看场的朋友来了，我就跟他转场喝，那次醉得很惨，他和我去开房，不过很开心，我们该做的都做了，第二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大家没有什么责任，很轻松，我觉得这样很好。有天他知道我没有工作，就对我说，不如去我那个场做吧，起码我可看住你，我想了一下，就答应了。这样一做就是两年，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
以后呢？以后怎么办？
“以后”对我们是这样一条路：或者继续将学业完成，然后按规矩申请移民；或者就是找个人嫁了。
我知道以秋子目前的情况，继续学业似乎很难，随便找个人嫁也不甘心。
没有别的路吗？比如说回去呢？
回去？秋子听我说到回去时笑了一下。什么都没拿到，回去干什么？
总不能这样放任下去吧？
也谈不上放任，你不能用国内那种感觉看我们，毕竟我们中很多人，还没到卖身求财那种地步。大不了是上班和客人喝酒唱歌，客人当然也有不规矩的，但做不做，做到什么程度，自己还是可以把握的。
我承认，有时为了钱会答应一些客人，不过会看人而定。很实际地说，我也要花费，也要养车，没有SIN卡，我们能做什么？
那天秋子和我讲了很多，她改变了我对她或者是她们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
比如，国内一些女孩子尤其是大学生做“三陪”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赚钱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贫穷说”就是源于这个道理。但对于游荡在海外的小留学生“三陪”来说，他们的目的就不是这样单一。
首先他们还不至于“贫”至走投无路，很多小留学生的家里一直以为自己的孩子正在读书，基本的生活费和学费还是保证的；小留学生出来“做”，其中当然有想多赚些钱以满足各项消费需求，像良好的居住条件，穿着以及买好的汽车电话等等，但因缺乏家庭温暖而导致情感寂寞和“无习可学”“无工可做”“前途茫茫”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他们中的一部份当然也有靠出卖身体收取一定的报酬，这就是我们说的卖淫，但，据秋子说，这样的人只是占一个很少的一个比例，在夜店，比如酒吧、卡拉 OK、桑拿、沐足等场所里工作的小留学生，大部分出于两个原因而工作：其一是需要一份工作，以维持或满足消费欲求，而对于以留学生身份来加的她们来说，要取得工作签证相对较难，特别是未完成学业者，夜店灵活的工作模式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其二是人在他乡，进退两难，情感上的孤独将她们抛离到社会的另个角落，比如像秋子，她其实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在四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从没有将她和“卖淫”两个字联系起来，她也不是要靠“卖”靠“淫”才能生存。正如她说的，几百元房租加上吃喝汽车保险，不用陪人上床也能搞掂，只是，当身边的男人都不敢对情感负责，当社会拒绝你按照常人常态生存，当父母用冷漠的眼光对待你放弃出国的时候，你还会计较什么呢？即时的欢愉，赤条条的钱欲交换虽然不高尚，但总比欺骗要真实。
秋子的话确实令我难堪，我承认，她讲的不无道理。我曾觉得，她会因今天的这种际遇而怨恨父母，殊不知她很宽解地说，关父母什么事呢？当初在国内自己就无心向学，大学是考不上的，父母为改变我这种状态才想出出国这个主意，他们都是为我好，而且，他们不是富翁不是贪官，我出国的钱都是他们用血汗挣来、用一生的声誉借来，我自己不努力，我怪谁？我知道假如我现在回去，父母一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很难面对自己，就别说是面对他们了，所以不关他们事的。
我知道自己的事情。和秋子分手时她这么说。其实我也曾在良心的天平上摇摆。现在好难，做另外的工作，我没有条件，而且习惯了目前这样的消费，10元8元1个钟的工作，我真的无法面对。
我当然知道她讲的“条件”是什么，没能为她创造这样的条件的，她自己本身应负很大的责任，还有她的父母也有责任，毕竟自己的孩子是块什么料，是不是推出国就可成才，出国后情感生活学业如何，这些家长不能以两地分隔为理由一无所知，当然，作为社会的一个整体，我们也同样应负起不可逃避的责任。
阿丽来自大连，与秋子不同，她“做”的目的很明确。
我是通过一位开餐馆的朋友的太太珍认识阿丽的。
那天当我正谨慎地在内心选择着词句准备开始我的采访时，阿丽快人快语：我承认，我是靠“做”赚钱。开始没有任何犹豫，主要是书读不下去了，然后就将家里给我的学费用到买衣服喝酒和赌上去，人就是这样的，在境遇不好时意志坚强者毕竟少数。
我刚来时认识一帮朋友，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父母在国内很有钱，出国后卖靓车穿名牌泡夜店。以前常听人说，你和什么人好几会变什么人，一点都没错。开始我也是和他们打打牌喝喝酒，你想，一帮男男女女一起玩，总不会是孤男寡女那样相处，有人关心，有人说他爱你，加上酒精，加上男人的投机取巧，然后就把自己很轻易很心甘情愿地送出去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这样夜夜笙歌后既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去读书。
起先也没想到要出来做，因为身边总有认识不完的男朋友，生活是不愁的。不过这样的关系维持不了长久，因为圈子周围都是些会“玩”的朋友，他们今天能和你玩，明天就会和她玩，你以为玩回来的男友能天长地久那真是作梦吧。
书读不下去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找个人固定下来，比如像珍。
阿丽听我这么说，马上很坚决地摇头。
不是我背后讲珍的不好，我们是老乡，也是很好的朋友。我承认珍比我们都好，起码她是真真正正读完了书，拿到S学院文凭的，但这又如何？靠这样的文凭回国一定饿死，不回国你到水牛城去看看，排队的人多如牛毛。
珍不想回国，所以就嫁给了你们那个大她差不多有20岁的广东老板。说是老板，其实就一快餐店，阿珍的苦处你是不知道的，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到晚上10 点多才打烊，回到家累得都直不起腰，还要伺候老公收拾家务。以前我和珍一起出去，别人都夸她的肤色好，现在一比较，像大我6、7岁似的。
阿丽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不过，我想起秋子，总觉得以阿丽的条件，应该如秋子那样可以活得从容些，何必一定要做桑拿，何必一定要和客人“做”？
前提是我不想天长地久地磨下去，既然我已经放弃了感情，那么我就不要计较什么了，能多赚点就多赚点，等有了足够的钱我就离开这里，或者回国，或者到别的城市去，那时候做什么都没有顾虑了。
我知道和阿丽你是无法和她探讨道德伦理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她有自己的头脑。本来我想说做“那行”会有危险，比如疾病的传染，但话没讲完，她就以“干哪行没风险呢？做护士还有因SARS致死”一句封死了我。讲到情感，她有些讥笑地说，你去问阿珍，和她老公做爱有多少感觉，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道理本来都是一样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像你们这些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出国后有多少人能找到既不违背个人意愿又能赚到钱的工作呢？
我没有和阿丽作深入的探讨，因为以我的理解，如果脱离了道德伦理的范畴，我和阿丽的讨论就没有衔接点，不在同一平台上的比较，这样的探讨是没有结果的。但有一点，阿丽是不能否认的，假如她16岁那年，父母不急于推她出来，以她的相貌和素质，加上她的能力，她应该有个不差的前途，这正是我们很多小留学生家长应该深思的问题。
辉原来是阿清的男朋友，后来他们分手了，因为辉有了另一个女人。
我约阿辉见面的那天，他开一辆深蓝色的宝马，穿着很新潮，头发染了少许棕黄，湿湿的，在阳光下朝气勃勃。
女朋友呢？因为事先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明了采访的目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的顾忌。
回台湾看孩子去了，过几个月才过来呢。
辉的女朋友40多岁了，在台湾是有老公的。辉说，IVY，对，IVY是辉的女朋友，IVY有一子一女，儿子21岁，女儿18岁。
你怎么会走这条路呢？要知道，阿清到现在还很爱你的。
辉听我讲起阿清，眼眸顿即暗淡起来，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都过去了，还提来干什么呢？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个很没有骨气的男人。IVY比我大十多年，我今年23岁，和她的儿子比起来，我也就比他大2岁，这段感情从开始就不健全。
谈谈你们认识的经过吧。
我是在Highway 7那间酒吧认识她的，她经常和朋友来，那时我在酒吧里做调酒，她一直对我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她来酒吧的那晚，我会感觉到时间过得快些，要说感觉，这大概算吧。
后来有一次，她约了好些朋友去她家烧烤，也叫了我去。
她家住在16街的HOUSE，房子很大，后面花园种很多果树，那天我和阿清去的，她拿出像集给我们看她一家的照片，她在台湾做生意的先生以及正在读书的孩子。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温馨和睦的家。
表面上？
呵呵，辉见我这么问，没正面回答。
有天晚上，IVY来找我谈心事，事前她在别的地方就喝了很多，她告诉我她其实很早就离了婚，因为丈夫有外遇，她忍受不了，之后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后来他们一起办投资移民过来，那男的过来后就和她闹分手，IVY讲起往事很伤心，她喝了很多的酒，最后醉得不得了，我只好开她的车送她回去，那晚我没有睡，从头到尾就是伺侯她，然后……
辉说到“然后”就没说下去了，我当然知道这“然后”之后的内容。
现在呢？
年初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IVY已帮我办了移民申请。
选择走这条路，要下很大决心吧？
是。不过，也没时间让我犹豫。我和很多留学生不同，我是从小城镇出来的，父母为我出来耗尽了一生的积蓄，他们还指望我读完书，把妹妹和他们都接出来，这是他们的愿望，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那些钱根本不够我读College，我没理由这么回去的。既然IVY能帮我办理移民供我完成学业，加上她人也不坏，我在爱情和事业中选择了这个平衡点，也算合算吧。别人要说什么说好了，我真的不在乎。
IVY就这么相信你？
这不是相信和不相信的问题，感情这些事情，谁敢说“担保”二字？记得和IVY去办理结婚的路上，她对我说，我当这是笔投资，成功和失败我都有准备，以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只要你不要骗我，我会帮你的。
现在你们感觉如何？开心吗？
谈不上开心不开心，我们也经常吵架，这个难免，我们都是人，是人就难免有脾气，这和谁跟谁结婚没有关系。
“或许我过得不是最好，但我不能比别人差”----当辉和我道别，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走向那架深蓝色的宝马时，我轻轻地感叹了声，那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话在我内心迅速转换成“可怜天下孩儿心”。这些小留学生们本来还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过程，但过早走出家门，走出社会，生活的沉重已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比较对错。他们会找到很多的理由去支持他们将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值归零，然后重新建立起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坐标轴，并在上面找到他们的落脚点，这是谁之过？
“也许开始错结果还是错，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是舒婷20年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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