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快，整天瞎忙，迟复甚歉。
所提关于“邪灵”退党及共党与知识界的渊源诸问题，不揣浅薄，现一古脑作答。
依弟多年观察，兄对“邪灵”一词难解，以及认为“心中退党不必声明”，正是执着于“五四”西来之《唯物论》情结，而难以释怀，这正是中共赖以生存的依托和基础。
老兄比较屈原和鲁迅，两人精神世界是不同的。屈原驰骋于总星系八荒之外，鲁迅雄囿于《唯物论》“六合之内”。
屈原是东方的荷马，而鲁迅却是五四时代的闯将，您提起的小说《祝福》便是告别祖先半神文化的生动写照。
然而鲁迅通过日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却是片面不完整的（虽然他说，英美等资本国天天在革命）。您可以看看网上清水君及徐沛的文章，文革后对共产党的反思已渐渐深入地挖掘到源头。
“五四”文化运动从西方请来两位老师德先生和赛先生，德谟克拉西与赛茵斯；当时新知识界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民主与科学。
西方文明不止是民主与科学，科学也难以保障民主，德意志全民都讲科学，如《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德国士兵，哪怕搬一个重物，也要先辩论一番力学才动手，但希特勒用民主竞选击败范登堡之后，很快就改变了民主制度，只留下纳粹一党专政，莫索里尼在意大利也是这样。日本讲求科学不逊于意大利，军阀暗杀首相与大臣，虽遭镇压，但终于夺得政权。德、日、意三大轴心国都得到本国民众民族主义狂热拥护，以科学增强实力促进侵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西方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教训。
老兄在学生时代就向往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但我俩并未曾深究美国的民主是怎么巩固的，为什么没有象德、意、日三国那样翻车逆转，没有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翻来复去，两次复辟，美国的民主靠什么保障？
依我看一部美国史就是所谓新旧思维（革命与保守）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至今并未结束）。
举几个例子：
1、美利坚以《五月花号》登陆新英格兰肇始，基督教中的耶稣教徒为逃避腐朽的英国国教教庭铺天盖地的镇压，冒死横渡大西洋，一百余人登陆，严寒疫病中只有44人活命。登陆以前41人在船上草签了《五月花公约》，决心自治，公开辩论，合理立法，为未来宪法投射出一抹曙光。
但随英国迫害加重，后来的移民却受到前驱者的歧视与约束，麻省一个教派受鞭打，被驱逐，一女子抗议，竟被吊死在波士顿会议厅，仍然存在信仰与种族问题。
2、18世纪中叶，英属美洲有25万从非洲骗捕而来的奴隶，到处可见广告：“成批奴隶出，出来乍到，有男有女”。十九世纪中叶，首都禁止奴隶买卖，但议会又通过《逃亡奴隶法》，政府负责追捕南方的逃亡奴隶，归还奴隶主。
1851年300名士兵押送乔治亚州逃亡的奴隶，在波士顿码头上轮船，白人民众看不过去，痛斥政府成为奴隶主工具（这种同情心在中国大陆今已罕见），海利叶·斯多娃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白人巨大同情（许多白人先驱者受到奴隶主势力暗杀与迫害），没有白人的大力支持，单靠黑人，废奴隶制，几乎不可能。
3、十九世纪末美国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影响到南美，古巴首都哈巴那暴动，反对奴隶制，反对西班牙统治，美“护桥”船被西班牙炸沉，两国宣战。
称霸海上三百年的西班牙败而求和，把西班牙所属古巴，波利维亚及亚洲的菲律宾奉送美国，抵偿战费。
菲律宾人民被万里之外的西、美两国私相授受，大伤民族尊严，1899年发起独立战争，美国派兵镇压。这时美国人民不能容忍本国政府几千英里之外去镇压别人的自由，人民拍案而起，安德鲁·卡内基、富布赖特组织反帝国主义联盟，为美国人民反战之发端。当然也有欢呼领土扩张的派别，若在中国大陆全民会狂热支持扩张（但对中共平白奉送俄国领土，经过革命洗礼后的革命人民知道也不敢抗议）。
班杨写的《朝圣香客的天路历程》古典小说及杰克·伦敦的近代小说《野性的呼唤》，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都生动反映了美国先民们的艰苦卓绝的勤劳开拓、牺牲与奉献。
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叙述过这批新教徒的虔诚信仰，身体力行，心存感恩，以《圣经》戒律，苦苦修行，真诚，谦卑，敬天惜地，严格戒律，这些开拓新大陆的元老为后代树立了道德楷模（虽有溢美之词，但基本上忠于事实）。
美国的资本主义，经过清教徒信仰情操的洗礼，有浓厚的社会伦理烙印。清教徒变成企业家的发迹历程体现了伦理的教化，诠释《圣经》，苦行实践，深信勤俭致富为上帝所嘉许，力戒过分的贪念，谋取财富要符合公义，事业有成，感恩奉献，回馈社会。
美国物质文明后来居上，人们都只看到“物质”，其实美国科技发达，赖于教育，新移民对政府迫害极为敏感，严防人民公仆变成国家主人，小政府大社会，无论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无数私立大、中、小学以及医院、养老院、救济院，大量慈善事业，都有基金会的运作，至今公民踊跃充当义工成为社会习俗，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义务劳动却流于形式，于穷人无补。证明十九世纪以来的革命新思维在东方的失败。
美国历届总统感染贪污腐败者极少，罗斯福，里根一类政要大都急公好义，洁身自好。约束他们的是手扶《圣经》的宣誓，这和无神论的共产党徒入党宣誓不同：“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上帝保佑美国”是永恒信念，如果美国象共产党国家一样迫害人民，侵略称霸，倒行逆施，上帝岂能保佑？
而这一切被左倾的社会思潮所淹没，不为世人所知。
十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福禄特尔的戏曲及历史著作极力煽情去破坏去否定旧世界，这种革命新闻化影响所及的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党人的嗜杀），却被当作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流。
英国哲学家罗素爵士说过使他平生最为激动的三件事，除了真理与爱情之外，就是看见别人在受难，这种传统伦理道德，使美利坚象磁石，悦近而来远。1777年是星条旗上十三星，1861变了34星，1863年变35星，1908年变46星，1912年变48星，1959年49星，1960年60星。
对照共产党中国，使台湾望而生畏，现在拉人入党以抗拒退党大潮。
反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颠覆了传统道德，大开杀戒，两次复辟，三起三落。至今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包括中国都走了反复曲折之路，灾难重重，唯有美国，不断纠偏端正航向，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后人民又不断得到解放的典范。
而在五四运动之前，最早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代表作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达尔文门徒赫胥黎所著）与《名学》（穆勒着）。
前者是达尔文的一种假说，后者即实证科学的形式逻辑。
中国人以为这就是西方文明，连我母亲也常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可见达尔文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我的父亲学法律，为破除迷信，专门做鬼、狐是否存在的试验（没想到实验结果却证明是存在的，十分有趣，以后告诉你）。
至于兄所说的关于中华文化的魅力每况愈下，我也有同感。
不知老兄可曾注意到，无论东方、西方都有道德伦理渐次沦落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听说有不少少女以为反复坠胎可以减肥而滥交，道德沦丧；在美国学校设有托儿站，十三、四岁女孩就当母亲，有的女性滥交，孩子没人承认。美国虽然没有毒酒，毒奶粉，但从大陆来的中国人利用美国商店退货方便，常将高档商品机心偷换，再去退货。我到中国使馆借录像带，常发现换了白带，连转录也嫌费事。大陆假货充斥东欧与俄罗斯，骗名远扬。
马克思惊叹于希腊远古文明优于近代，不明其所以然，解释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
其实三千年前老子就说过：“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人类发展规律。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是把物质生产，而是把道德伦理视为维系社会不坠的柱石。
蒲松龄先生在《醒世姻缘传》的序中就已观察到明末道德普遍沦丧的种种迹象，他写《聊斋》意在警醒世人，中国人却当笑话看。孔夫子儒学维系社会平衡，却不能阻止道德下降，累至清末民初卖官糜爵，军阀混战，中华文化已无魅力展现，国人只见欧人船坚炮利，一头栽向唯物，把德、俄马列当做科学，遗祸至今。
大陆初来美国的访问学者与留学生常惊讶于美国许多科学家虔诚信神，这也是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精神现象，特别是党文化熏陶出来的科学家往往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这是中共愚弄的结果（利用西方实证科学影响，与知识界建立精神同盟）。何作庥、何新之流便是从中搭桥的掮客，不少人上当，如叶圣陶抨击报道人体特异功能，许多人反对钱学森搞人体科学实验以及钱学森提倡建立《唯相学》（对灵异现象，只要是真实的，先承认再研究，不要盲目抹煞）。
老兄不信《圣经启世录》中“兽的印迹”之说，恐怕也是受了五四以来引进的所谓“西方文明”的影响。
因果律是宇宙绝对规律，大陆哲学教材却把这一铁律隐藏在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动机与效果几个范畴之中，一带而过。
西来共产幽灵灌注每一个成员，便是兽的烙印，拉上贼船，一同下水，对所有罪行都要负责。中宣部中孟伟哉最聪明，他精读《九评》，认清中共本质以后，刻不容缓的退党，首先为了自救，免于与中共同归于尽。我们向他学习，莫再犹豫，至于下一代子孙辈，对“党员宣誓”，务必抵制，如签下卖身契，等于交出性命。
退党十分重要，关系个人命运，关系中国前途，关系中共解体，关系中华道德重建。眼下退党者已近16万，中共十分害怕，又拉人、又宣誓，便是明证。
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其实不止是一种社会思潮。尼采宣布“上帝死亡”，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中世纪及其以前的一切，那只是所谓知识分子精英所自命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在传统伦理存在的欧洲受到抵制，民众并不买帐。告诉你一个秘诀，观察一个社会的善或者恶，就看普遍的道德风貌。
罗素先生专门为此写过《中国的问题》一书，20世纪初作家康拉德阅读后致罗素信中说：
“对于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唯一的救赎是人心的改变”。
拉拉杂杂，就此打住。
顺颂
撰安
学友小钟问候
2005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