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之死后，他家的红机电话有一段时间没有被拆走，一些家里没有了红机的老同志就“溜”进张霖之家使用这部电话。１９６７年春夏以后，北京及来自天津、山东、河北、四川、贵州各地的因受到冲击需要暂避藏身的张霖之的老战友、老部下，或是他们无家可归的亲属、子女们，纷纷到张家避难。那时，大门门铃一响，人们藏身的藏身，锁门的锁门，犹如地下工作场景再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一同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作出了《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的决定，决定使用了后人难以理解的曲折表述方式：
“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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