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上多是风尘仆仆的外地人
天安门广场周一早上寒风凛冽，即使是在所谓暖冬天气里，可能也算是北京风头最大的地方，一如那里也是中国政治中的风口浪尖一样。
政协和人大两会期间那里更是戒备森严，上午大会堂里面中国的经济官僚在回答记者提问，外面一个外国记者受到警察盘问，其余警察在驱散有围观趋势的外地人。事实上，广场大部分都是风尘仆仆的外地人。
警察行动迅速，开白色面包车，在广场四处控制局面，把一些像法轮功和上访者的人，也就是衣衫有点褴褛，甚至显得"苦大仇深"的民众带到广场东面的天安门派出所。
这些白色面包车行动迅速，足让英国那些开车鲁莽的"白色货车司机"（white van man）自愧不如。
面对群众的汪洋大海，想必执勤警察也会感到真假难辨，力不从心。
"人民警察爱人民"，也许他们不过是为了保护那些"饱经沧桑"的人们，别在广场上把自己当燃料自焚。
玻璃板，水晶石
从依靠群众的治保系统，到今天对公众如临大敌，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过去人们以穿补丁衣服，出身贫苦为荣，如今物质消费标准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东交民巷北京警察局门口的警察博物馆陈列的一个案件也许最能说明时代变迁。
1960年3月18日，一名叫作王倬的北京年轻人伪造已故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诈骗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成为震动一时的大案。
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案件迅速被侦破。不过展览没有说明王倬是否被处极刑。
当时北京市负责人是彭真，他曾经批示要把社会情况掌握得如"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透彻。当时中国社会控制严密，北京警察大走群众路线，详细调查，短时间就侦破了这个案件。
王倬伪造的信件及周恩来亲笔批示
犯罪手段"与时俱进"
王倬先用钢笔书写了一封西藏工委的公函，内容如下：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你，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建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先拨给人民币15-20万元整，可否请批示。"
之后王倬用毛笔模仿周恩来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整，周恩来，三月十八日。"
王倬又模仿周恩来办事无微不至的风格，具体嘱咐："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要市场流通旧票，十元票每捆要包多一些…七时以前务必交给民族饭店赵全一。"
虽然今天经济犯罪手段和水平都"与时俱进"了，如今在中国，20万元的案件也就算比小偷小摸多点。当时的20万元在今天，算上通货膨胀率，200万，2,000万，都难造成轰动效果。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罪犯们的书法造诣肯定不如王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