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先生的文章有理论、有事实，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条理分明、引人入胜，实乃名作家的大手笔。沙先生在文中纵谈古今、横述中外，但是最后的落脚点却都在于阐述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国情，从而替中国老百姓说出了他们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或者即使能说出来却又不敢说的话。
《中国的“表态文化”》由电视剧《雍正皇帝》谈起，谈及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引入钱名世 “名教罪人”案，从而转入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大批判、大表态的讨论。沙先生最后入木三分地说：“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此话可谓一语道破了“表态文化”的玄机。
至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逼人检讨，沙先生在《中共的检讨文化》中有更深刻的论述：“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 ‘一致’的政治方陈，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在《“宣传”文化》一文中，沙先生放言批判党国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广为宣传的“三个代表”：“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讬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此言淋漓尽致，读来大快人心。
就已发表的三篇而言，笔者觉得篇篇都是绝妙好文，而且一篇比一篇好。《中国的“表态文化”》由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引入，从钱名世“名教罪人”案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判、大表态，基本上是单线条写法，略显单薄。相比之下，《中共的检讨文化》则丰满和厚实得多。《“宣传”文化》一文则从概念、历史、现状诸方面对“宣传”文化进行了从古到今、从外到中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是高度、深度、广度、厚度四维空间里的一幢坚不可摧的大厦。
我们可以期盼，在沙先生完成《“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之后，他的“文化”系列散文将构成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的一幅丰富多彩的巨型画卷。它将栩栩如生地告诉世人：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何等虚伪、残暴、冷酷、专制的社会里，变成了一群徒有人形的奴隶，在忍受着人类无法忍受的苦难。它将给中国人民以启迪：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有可能避免再受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封建文化的蹂躏，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虽然全家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年，但笔者仍然矢志不渝地关心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由于在一家洋人开的小型科技公司作工，在工作上和生活中都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人。读写也以洋文为主，能读到的中文书刊比较有限。在半年前开始涉足中文网坛以后，笔者虽然急起直追、拼命补课，却仍然孤陋寡闻得令人汗颜，以至直至10月24日才由新世纪网站的特稿《“宣传”文化》中第一次知道沙叶新先生写有这么一组“文化”系列散文。笔者当即在新世纪网站把它们找齐，如饥似渴地一连读了好几遍，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以上感慨。笔者在《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议报》第105期）中初次提出“全民表态文化”的概念，随后又写了几篇文章进行深入阐述。笔者曾经暗自得意，以为自己为中国共产党党国的国情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从政治文化领域来进行研究。现在看到沙先生的文章，再回过头一想，不禁对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哑然失笑。
科学史表明,任何科学研究都是现有科技水平基础上的必然活动。因此，同一项研究工作往往有许多人在不约而同地独立进行。中国人说毕氏定理是商高发现的，称之为商高定理；而西方人则认为它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俄国人宣称无线电是波波夫发明的，把它说成是俄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而西方人则认为它是马可尼发明的，把功劳归到了义大利人的名下。其实，这种争论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面世使它们终于能够为人类服务了。商高和毕达哥拉斯、波波夫和马可尼，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能是首创者。但是，只要他们的工作是独立完成的，他们就同样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此为类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海内外华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早已达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深入而细致地研究的阶段。许多不同方面、不同背景的人正在同一时间里各自独立地从事这种研究。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些彼此独立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提高，以大家的共同智慧把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搞深搞透，昭示于天下。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对人民进行愚昧和欺骗，特别是不能容许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藉口，坚持一党专制、拒绝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
(《议报》第1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