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新内部《简报》报道 社会大面积腐败触目惊心
中央最新内部《简报》报道触目惊心,当前中国社会大面积腐败.报道了目前我国在海内外赌博行为的猖獗，一参睹者供述，他亲眼看到有人携带上千万美元到海外赌博。原沈阳市副市长在外赌博三天输掉3000万元人民币，前厦门副市长蓝甫一次就输掉350万元人民币。据估计，我国每年流出的赌金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大量的国民财富通过这些腐败恶习白白流失。
经审查，全国八十五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六百七十多家分支行，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帐册，应付检查。
五省市虚设人员编制：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近日已被查证，政府部门人员编制，有百分之八点五至十点四是虚设的。这种情况已连续存在五至七年。虚报人员的工资、津贴，每年达一亿八千二百万至二亿一千二百万元被内部侵吞。
国土部门到厦门检查，证实厦门城市地区土地已经全部“出卖”完，是全国首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土地告卖罄。但有七百多亿土地资金下落不明。
七月中旬，一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开发资金四千二百亿元，其中高达三千亿元下落不明。事态严重，当局已下令：上海市级干部出境出国，必须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
七月十六日，湖北省政府六名厅局级高干（财政、国土、税务等部门），企图从广州白云机场登机，经泰国外逃到澳大利亚！结果在机场贵宾室被一网打尽。据知，这伙人随身携带美元、澳洲元外币，多达四百三十万元。
五月十一日清晨，珠海海面一艘朝公海逃窜的快艇，与炮艇发生了枪战。快艇被撞毁，艇上人员五死三伤。在该快艇上搜出一千多万美元现钞、二十公斤黄金。中枪死者中，有数名来自云南省的高级干部。
下面是截至2003年6月30日的31省市自治区中共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报告资料，从2003年6月30日至今，又有多少高官带着外汇出逃呢？八月三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公安部内部通报，截至2003年6月30日，各省（区）、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党员干部失踪、外逃、自杀死亡报告统计资料如下：
01、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02、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03、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04、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05、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06、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07、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08、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09、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10、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11、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
12、内蒙古自治区：失踪52名、外逃3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6名、自杀死亡5名。
13、吉林省：失踪162名、外逃125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42名、自杀死亡29名。
14、黑龙江省：失踪277名、外逃17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90名、自杀死亡30名。
15、浙江省：失踪280名、外逃24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42名、自杀死亡37名。
16、安徽省：失踪164名、外逃14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67名、自杀死亡51名。
17、江西省：失踪86名、外逃14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1名、自杀死亡31名。
18、山东省：失踪263名、外逃30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6名、自杀死亡43名。
19、湖北省：失踪281名、外逃375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71名、自杀死亡36名。
20、湖南省：失踪314名、外逃2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0名、自杀死亡40名。
21、广西壮族自治区：失踪175名、外逃17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75名、自杀死亡28名。
22、海南省：失踪82名、外逃11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3名、自杀死亡14名。
23、四川省：失踪265名、外逃19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29名。
24、云南省：失踪199名、外逃335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6名、自杀死亡35名。
25、贵州省：失踪116名、外逃8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52名、自杀死亡12名。
26、西藏藏族自治区：失踪16名、外逃2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4名、自杀死亡无。
27、陕西省：失踪215名、外逃24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82名、自杀死亡43名。
28、甘肃省：失踪22名、外逃2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1名、自杀死亡无。
29、青海省：失踪47名、外逃3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7名、自杀死亡无。
30、宁夏回族自治区：失踪37名、外逃4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8名、自杀死亡2名。
31、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失踪117名、外逃22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2名、自杀死亡31名。
总计：失踪6528人，外逃836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905人，自杀死亡1252人。
据中央最新内部《简报》报道，中共元老、前外长、中顾委常委黄华，日前在中央工委老干部会议上说：今天的自己已打败了自己，已蜕化变质，已背叛信仰、背叛对人民的承诺，背叛了千百万先烈、先辈的遗志和嘱咐。
文章二：北京国资系统88人被开除党籍
北京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凤朝昨天在介绍去年北京国资系统反腐败工作情况时说，2004年北京国资系统共排查处理突出违纪问题61件，88人被开除党籍，挽回国有资产损失近4000万元。
张凤朝介绍，这61件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经集体讨论擅自决策投资和担保，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二是利用领导职权，在设备采购、产品销售、材料供应等经营活动中，与亲友、子女开办的经商机构进行不正常关联交易，牟取私利；三是利用业务处置权，在经营活动中牟取私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据了解，此次北京市国资委排查出的61件相关问题，涉及国有、集体资金总额约42.3亿元，实际造成资产损失约4.8亿元。
截至去年11月底，这61件问题中，司法机关立案17件，北京市纪委初核的2件，企业纪委立案的3件，其他问题正处于追缴损失、调查核实之中。
同时，北京市国资系统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新立案237件，其中大案、要案136件，占案件总数的57%，共结案处分339人，其中受开除党籍处分的88人，通过查办案件共挽回国有资产损失3900余万元。
文章三：中国领导人谈执政的五大危机
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曾经指出我党执政上的五大危机：
一、要务实地承认，共产党还不能符合或称得上是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说离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有较大距离，需要我们努力改革实践。一个革命的、先进的和有生命力的政党不是自封的，不是自然形成和造就的。
二、要务实地承认，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还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实践家，这就造成了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大危机。
三、要务实地承认，建党八十三周年和建国五十年以来，我党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经受了疾风暴雨的洗礼，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直接影响了党的工作指引和党的自身建设方向，造成党内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和真空。
四、要务实地承认，党的执政本领、治国理论本领、继续执政党的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沉重的压力。来自党内和更强烈地来自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直接影响和动摇着执政的社会基础及领导地位。
五、要务实地承认，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发展、人民的要求和期待存在着一定差距，直接导致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领导力处于被动局面。
文章四：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出现支援民主文章引关注
中国官方媒体刊登《只有民主执政才能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文章后，这个星期又有中央媒体转载了一篇关于“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关于“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作者，七十年代年曾撰文力批四人帮，这位作者的前作得到了“邓系人马”，前中共组织部部长张全景的声援。
中国中央媒体《人民日报》2005年2月7日第九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怎样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查看全文）的文章。据香港商报报道，这篇题为 “怎样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的文章指，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能否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关系到成败，“如果运用权力或以多数人的权威遏制不同意见，那么就难以保证决策的正确，甚至会出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
文章指出，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缺乏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适宜环境，而由于内地长期以来实行党政不分的体制，党内的平等关系常常被行政的隶属关系、上下级关系所替代，逐渐演变为一把手“一切说了算”，出现 “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理，其他人没有真理”的不正常现象。文章要求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家长制”，不讲私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人民论坛》2005年第一期也刊登了一篇由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范晓晔撰写的文章，表示“只有民主执政才能巩固执政党地位”。该文认为：“民主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大趋势。在当今世界上，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正在逐步减少，政党或统治集团实行独裁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贫穷落后国家，都在向民主的方向迈进，只是步伐的快慢而已。”
该文指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最根本的是靠制度。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用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时至今日，我们党关于保障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主要包括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现在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一是有关制度需要细化，使之增强操作性；二是对制度要狠抓落实，不能制度规定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对那些压制不同意见的错误行为予以坚决纠正。必须明确，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在党内应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如果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提不同意见的同志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用“穿小鞋”等办法整人，那就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文章五：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掠夺
－－坏市场经济的掠夺方式
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过去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局限于市场就是价格机制。不错，价格是重要的信号，它在资源配置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价格，在价格的背后，是人的激励。新政治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正是激励的问题。
什么因素影响人的激励呢？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潜在地存在两种掠夺，一种是私人掠夺，可以是私人掠夺私人，也可以私人掠夺国家。邻居偷你的东西，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形式，比如一个基金管理人通过很复杂的手段把投资人的钱、存款人的钱、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私人掠夺的对象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消费者，对消费者承诺提供某种服务，交了钱后不给服务，或者给一个质量很差的服务。
私人掠夺的对象也可以是生产者、投资者、贷款者、农民、工人等等。拖欠工人工资就是一个例子。私人掠夺不一定只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比如美国的储蓄信贷机构在二十几年前，通过破产的形式实行掠夺。
第二种掠夺是政府掠夺。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如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政府整体的掠夺。比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和税、行政规定订报纸和杂志等等。此外，通货膨胀是一种政府掠夺。在经济学上叫“铸币税”，是一种财富的转移。
第二种情况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政府的权力进行掠夺，即腐败。它是利用手中的各种审批权力，把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
第三种情况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这里的形式比较多样化，但实质都是与政府的权力有关。比如一些行业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又比如，企业内部人控制、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看起来跟掠夺无关，实际上是非常有关的。因为这些都是要政府补窟窿，或给予低息贷款来变相补贴，实际上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是对老百姓的掠夺。
文章八：亚行贷款一分不还 腐败分子侵吞资产
－－山西孝柳铁路公司总经理卫随龙结党营私，独霸一方，大肆贪污侵吞国家财产，为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山西省孝柳公司干部职工
上个世纪80年代，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修建起来的山西孝柳铁路，这几年来，公司效益很好，但账面却是连年亏损，总经理卫随龙每年分红就达几十万元，而且每年借着搞设施改造和设备折旧等各种机会大肆贪污国家资产。在山西省吕梁这个还属于贫困的地区，在孝柳铁路公司多年来尚未偿还亚行一分贷款的情况下，总经理卫随龙独霸一方，结党营私，大肆贪污侵吞国家财产，为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公司人心焕散，无可奈何，民谣四起：“随龙不倒，孝柳难好”，恳请上级有关部门、亚洲开发银行有关部门予以查处，对国家、对人民负责，有一个好的交待。主要违法犯罪事实有：
一是结党营私，形成一条龙贪污网络。卫随龙网络一帮贪污分子，把他们当作捞钱的工具，他在幕后充当保护伞。工电段李志勇贪污几十万元，被孝义市检察院抓起来以后，卫随龙立即动用各种关系花20多万元将李志勇保了出来，啥事也没有了，而且还提了一级官。
房管部主任因收上海厂家的回扣被检察院刑拘以后，卫随龙又马上出马，花30多万元让检察院将人放了出来，这些证据非常确凿已构成犯罪的事实，在卫随龙的保护下竟逍遥法外，他是怕他也被拖了进去才这样做的，而且还在司法机关正在审查期间，卫随龙竟把房管部主任的侄子招工进了公司。
总会计师王伟和卫随龙狼狈为奸，第一次是拿5000元人民币，后又几次共计5万多元送给国家审计署太原办事处的有关人员，来收买他们在审计中查出的问题。
工电段的一个小职员一年就贪污几十万。物资科长一年贪污百万余元，一个几十元的配件发票上竟达到几百元，而且还公开开上厂家送给他的小骄车。人劳科长利用公司招工的机会大肆收受贿赂，每招一个工人，从中收受3至5万元的好处费，光我们知道的就有10几个人被他敲榨,他还“空中飞人”把自己的两个亲戚招进了公司。
在卫随龙的纵容下，干部们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卫随龙大上工程，让亲戚当包工头，公开招标及包到工程以后大力收受贿赂，建起了山西及全国最贫困的吕梁地区最高档的三星级宾馆，而卫随龙为了捞钱，在没有任何监督约束的情况下，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投资四千多万元，从中贪污几百万元，而且把建好的宾馆承包给了姘妇，别人一年五、六百万元不给承包，这个姘妇仅二百多万元就给了，还是分期分批给，水电费都是公司出。可职工的集资房地皮是自己的却比市场价还高。
每年年底给职工发福利时，总是由卫随龙的亲戚或姘妇购买的东西，100多元的羊毛衫发票上竟开上500多元，80多元的内衣竟然标价达498元，在孝柳上下贪污，已经不满足于几千元钱，稍微动一下手就是几十万元，老百姓说，以后也不用标这个价，那个，干脆发个裤衩你们报上几百块钱算了。
卫随龙当政几年，花了近好几个亿元说是改造设备等，但从中谋取黑利几千万元，每年给职工办的福利，都是他的亲戚从中捞取几十万元。最严重的是卖官买官,只要花上3至5万元,就可以买到副科到科长的位置,因为只有卫随龙一个人说了算。
二是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卫随龙在孝柳大宾馆独自一个人有一总统套间，以便和姘妇鬼混，并且在太原、北京等地都有固定的二奶。卫随龙在临汾、太原、北京、海南等地购置了大量的房产，并把子女送到国外，一年在孝柳公司待不了几天，经常一个人开着车独往独来。出国也成为家常便饭，想走就走，公款旅游，今年后半年，利用公司购买芬兰电子称的吃回扣的机会，去欧洲旅游一个月，而且到非洲等国家旅游，浪费了大量国家的钱财。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公款旅游成风，而且火车、汽车都坐不下了，动不动就是飞机来飞机去，连打字员都是这样的水平，想坐飞机就坐飞机，孝柳这个用亚行贷款建设起来的企业，到目前还是负债累累的企业，真的达到了如此消费水平的地步了吗？
他的司机高建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机，要文化没文化，要素质没有素质，刚调进孝柳一年就升了两级，当上汽车队队长，而且当着卫随龙的面想骂人就骂人，想打人就打人，人们都称他是二经理、“高衙内”，对一些公司的中层干部说，让你今天下台就等不到明天，卫随龙得知“高衙内”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因此更加促使“高衙内”在公司称霸一方，作威作福，跟公司的好些个女的同时保持男女关系，在机关人员难进的情况下，把和他有关系的女的老公调进汽车班，把姘妇的男人升为汽车队的调度长，还给和他鬼混的某女买了一套房子，在卫随龙的怂恿下，在公司根本不需要的情况下，今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高建国就把公司的汽车卖的卖，倒的倒，然后又买了几部高档小车，从中贪污几十万元。高建国还同包工头合伙搞工程，倒卖火车皮等等，从中渔利。
三是“卫氏集团”称霸孝柳。卫随龙当政的短短三年间，就把老家的亲戚招进来50多人，而且大都是在挣钱比较多的岗位上，他的三个比较近的侄子，去年在公司职工没有一分分红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分到几万元的分红，在他们的银行本上完全可以查到。他老婆的侄子张云阳刚招工进来就是运输部办公室主任，没几天就成了孝柳大宾馆的副总经理，收入可观；侄子卫鹏从房管部成了宾馆的工程部长；侄子卫武军不到半年就从一线车站回到调度所，没几天就提干一步就成了科级团委书记；侄媳孙建连大写的数字都不会，就被安排到了公司最有钱的地方当出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孝柳铁路已经沦落为“卫氏集团” 的天下，人们称之为“卫家军”。孝柳铁路收入高、条件好的地方基本上被“卫家军”所掌控，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是惧怕于“卫氏集团”的淫威，怕打击报复。以前有人写举报信，一下就把官给丢了，而且还被流放。今年，卫随龙一个人说了算，光是招工就把有关系的头儿的子女招进一百多个，以此互利互惠，互相利用。
违法犯罪事实还有很多很多……
权力就是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特别是孝柳这个三不管的地方，卫随龙权倾一世，独霸一方，比私营企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卫随龙把公司大量的资金通过种种手段外流到了自已和亲戚开的公司里。
顺腐败者昌，逆腐败者亡，不贪白不贪，有权玩命贪，在孝柳腐败大潮面前，已经把广大干部的思想牢牢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共识，因为孝柳没有任何上级部门来监管，董事会只是一个摆设，吃上喝上还管啥。孝柳挣的钱又不上交任何地方，只有卫随龙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共产党的企业难道就是这样的摊子，亚行扶贫开发只是扶贫卫随龙及一帮子贪污腐败分子。
企业出了问题，贪污腐化普遍，结党营私猖獗，老百姓会骂谁的娘？共产党的娘！是企业恐怕就会有贪污的人，这并不奇怪。一个人贪污叫个案，一条龙贪污是现象。个案是犯罪，现象就是有组织的犯罪，共产党和老百姓称之为黑社会，个案是犯罪，现象又是什么？谁对这种现象负责？
最近，有些部门已经到孝柳查案，卫随龙指使人送给查案人员很多钱，暂时把某些人的嘴堵了。向上级部门反映，不怕你们不管，就是你一个部门同流合污，也不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总会有人管的，尤其是秘书，接到此信后务必转交领导，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我们都要送到领导的手中。我们相信，你们手握重权，会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请立即查处，我们深信贪污分子绝对没有好下场，与贪污腐化分子同流合污更没有好的下场！我们更有决心，不告倒卫随龙，是决不罢休的。有亚洲银行组织、铁道部、国务院、党中央等等，都是我们反映情况的地方。
文章九：“腐败预期”加速腐败 呼唤“制度防腐”
2005年1月
“腐败预期”，是指人们对未来时期腐败态势的预测和评估。之所以想说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有感于眼下的“现状”：一方面，反腐倡廉的呼声越来越高，查处腐败案件速度越来越快，揪出的赃官越来越多，制裁的手段越来越严，遏制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贪污之风却越来越盛，腐败领域越来越广，赃款数额越来越大，赃官级别越来越高，贪者越来越不计后果。于是，人们对现状充满困惑、激愤和不平，对未来产生消极乃至悲观的预期??我们的国家还能不能走出历代兴亡更替的宿命？我们的党还要带病运转到什么时候？国家机器还要带病运转到什么时候？国有企业还要带病运转到什么时候？民族和百姓还要等待和期盼到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何时才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说“带病运转”，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的党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都象有机体一样，一定会染病的。所不同的，是病情的轻重，是“良性”还是“恶性”，是“有治”还是“没治”。没人否认党的组织在带病运转，没人否认国家机器在带病运转，没人否认整个社会都在带病运转；没人否认我们一直在“医治”和“疗救”，但也无法否认“病情”一直在“加重”。所有这些，大家都感到了，大家都看到了。人们禁不住要问：贪者为什么会越来越不计后果？
笔者认为：腐败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根源于现行制度的先天不足，即没有一种内生的“自我权利约束” 机制，极权和权力垄断必然与腐败相伴生，这是腐败之“根”；二是在选择改革走向、路径和确定转轨策略、次序上存在失误，如推行激进的私有化和国企实施 MBO等等，致使“产、学、媒”各界与“政治精英”联手形成“垄断利益集团”，他们在公共选择和资源占有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这无疑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腐败现状的“悲观的反腐预期”。
在上述三点中，如果说第一点是腐败的“根源”，第二点是腐败的 “条件”，那么第三点则相当于腐败的“催化剂”。如果不痛下决心从铲除腐败根源入手实行“标本兼治”，那么，社会就会进一步强化“悲观的反腐预期”，即普遍对“反腐败”的前景不看好，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腐败的程度，加速腐败的进程。本文分析腐败预期对腐败及其进程的加剧和加速作用，凸现和揭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主张通过“制度防腐”形成“乐观的反腐预期”，进而培育和构造腐败
的控制机制。
腐败现状决定了腐败预期，腐败预期又反过来强化腐败现状
官员腐败何以日众？
那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虽然没有错，但因为与“好的市场经济”实在相差太远，“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经济人”众生，满眼看到的都是“有权即可为已谋利”。未贪者认为：既然已经是“贪者遍地，多如牛毛”，今后也就未必禁得住，更未必抓得完，或者干脆“法难责众”了。所以便预期以后腐败会越来越严重，被抓出来的不过是“少数”，不贪也是白不贪，贪了也未必会“犯案”。于是，更多官员加入腐败行列。
赃款数额何以日巨？
那是因为，“小贪”者每闻又有“数以亿计”的大案暴出，便觉“少也是贪，多也是贪”，反正也是上了“贼船”。人家都不怕，我却怕何来？贪风已经如此炽盛，多贪才能把事“摆平”。所以便预期“小贪”更易失手，“巨贪”反倒“保险”。于是，“小贪”者纷纷变成“巨贪”。
赃官级别何以愈高？
那是因为，手中权柄越大，掌控资源越多，“拒腐”也就越难。凡官员皆要批租、批地、批钱、批官（用人）、批项目，寻租者就会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以各种贿赂手段引其上钩；更有明拿、暗卡、追名、逐利、图美人的官员，他们可借“工作”之便堂而皇之满足私欲。所以，贪者的预期自然是权位越高，谋私就越“方便”， “途径”就越“多样”，“形式”就越“灵活”；权位越高，腐败链条就越长，“缓冲”地带就越宽，劣迹就越藏得住，腐败成本就越低。于是乎，腐败官员的级别也就越来越高。“升官发财”本是旧时科举制度的写照，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料在今日也能“大行其道”，甚至是“更行其道”了。
贪者何以不计后果？
那一是因为“好官”难做。权钱本是孪生兄弟，独善其身谈何容易？你这厢尚未有意，他那里已“投怀送抱”；倘非“坐怀不乱”君子，只好沆瀣一气了！所以，腐败容易，清廉却难！
二是因为“好人”难做。变革时代，大浪淘沙，鱼龙混杂；社会价值，呈多元化。物欲横流之际，就算你对腐败深恶痛绝，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倘不晓得“水至清则无鱼”，就很可能被认为是“不识时务”和“少见多怪”，“吃不着葡萄反说酸”。所以，“十官九贪”不足为奇，两袖清风则成了“另类”！
三是因为贪者“犯晕”。不贪何其难？腐败何其易！不贪白不贪，贪者能升迁！于是连贪者自己都犯“迷糊”了：这世道还正常吗？这世道能长久吗？贪者于是做出预期，似这等轻而易举就成为“巨富”，象这般一人占有千万人劳动，绝难旷日持久。倒不如快贪，多捞，然后趁早惠及儿孙亲友，或者干脆把巨资往海外、国外转移。于是，贪者成了赌徒，多捞一把是一把，“露了馅儿”算倒霉，蒙混过关是赚的！在这种预期的作用下，一批又一批高、中、低贪官，一荐又一荐大、中、小污吏，前赴后继地以身试法，甚至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气概，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当官员对能够给自己带来私利的“权力资本”实行“掠夺性”甚至“一次性”利用的时候，人们真的不知道这“现状”和“预期”哪个更可怕了！
必须“标本兼治”，必须从源头治腐
这几年，一批“政治精英”不遗余力地宣称腐败是“次优选择”，是维持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必要代价”。然而，腐败不得人心，腐败祸国殃民，腐败亡党亡国。在一阵紧似一阵“腐败难免”、“腐败无害”的喧嚣声中，我们还是听到了反腐的铿锵之声，还是看到了反腐的正义之举，李金华当选2004年度风云人物就是其中一例。
我们还看到：在如此严重的腐败现状和预期之下，社会上尽管不乏行凶诈骗的“屑小之徒”，但登堂入室公然盗抢者却也鲜有，说明老百姓对这个社会还抱有希望，说明“正义自在人间，正义自在百姓”，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保证。
我们还听到：邻家老太，还象几十年前教育她的儿子那样要求她的孙辈：好好做人，不要让人笑话！他们是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坚守者！
珍惜这份宝贵的正义力量吧！关爱底层的劳动大众吧！不要再让置社会公众利益于不顾的所谓“改革”进一步恶化人们的预期！赶快从“制度防腐”这个源头入手，加快形成“乐观的反腐预期”，“标本兼治”是唯一的出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1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因此，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
再回到前面“现状”与“预期”的话题：现状决定预期，预期反作用于现状。要改变预期，得先改变现状。否则，“预期”将以“惯性”和 “加速”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在原来的方向上加剧和恶化“现状”。如若不然，任由“现状”和“预期”在“恶性循环”中不断缩短周期，加大振幅，那可真要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将不国”了。但愿这不是“庸人自扰”和“杞人忧天”
转载自《网路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