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专家”说有人塞钱给他 村民说“谁砍他就是与大家为敌”
两封相“抵触”的来信
截至3月8日，记者从办案警官那里获悉，孙世朝身中5刀一案的侦破在案发一个多月后仍无重大进展。
对于孙世朝一案，记者在2005年春节前就听说了，对于孙世朝这个村民眼里的“举报专家”，记者曾了解到，几年来在他举报的乱收费等问题都得到了查处。
鸡年的春节过后，记者接连收到两封内容“互相抵触”的信：一封是“请求”记者前往采访的，一封是“哀求”记者不要前去采访的。
前一封信是濮阳市濮阳县庆祖镇孙还城村孙世朝在1月29日晚上写的：
我是一位农村青年，看到许多对农民不公平的现象，多次奔走呼告，也为群众挽回了不少损失，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最终被恶人报复，1月24日凌晨1时左右我被人连砍5刀。
……目前我在医院已经住了5天了，公安局的人也来了两趟，但一直没什么结果，可能也是我太心急了。家里本来也不宽裕，全是求亲告友凑的医疗费用。马上要过春节了，这个本应预示吉祥的鸡年春节，却给我带来了深深的苦痛，这种心中的痛苦和辛酸，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写这封信时忍不住失声痛哭，实在是没人能理解我，没人能听我倾诉，我心里太孤寂了。写这封信时我还在想，难道是我做错了吗？难道有的人真能凌驾于真理和法律之上吗……
后一封信是孙世朝的妹妹写的：
希望记者你不要对我哥哥说我给你写过这封信。我哥哥这个人平时爱打抱不平，他举报过很多人。如果你来采访他，那么报复他的人可能会更多。那天晚上有很多人想要他的命，他虽说不怕死，但是我哥哥还有一个11岁的儿子、34岁的妻子、80多岁的爷爷，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母亲，我们怎么过？我们一家老小拜托你，希望你见到他的信，别在意。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
我恨我哥为什么要管那么多闲事，做一个平凡的人多好！世上有很多不公平，他能都管了吗？
我给你写这信他不知道，你如果给他说，他会恨死我甚至打我、不理我。我就这么一个哥哥了，我会很难过的。
他写的那封信，我们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那是昨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写的，他到凌晨两点才睡。他整夜不睡，就为别人的闲事瞎忙，结果落得如此下场。
我们一家老小希望你为我们家人的安全着想，我衷心感谢你，希望你不要来采访他，感谢不尽。
凌晨，他被人砍5刀
看罢两个“互相抵触”的信件后，记者的泪流下来了。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之后，记者还是动身了。
2月22日，农历元宵节的前一天，微弱的阳光透进孙世朝家的窗户，记者看到，屋子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今年34岁、脸庞瘦削的孙世朝半卧在床上，孙世朝的妻子张爱民默默地掀开丈夫盖着的被子，尽管距离被砍已近一个月，但他身上的多处刀伤痕迹依然很清晰。孙世朝说，因为没有钱再住院了，只好早早出院。
记者查看了孙世朝在濮阳县人民医院骨外科的住院病历，病历上说孙世朝身上有5处刀伤，最短的刀口是7厘米，最长的达19厘米。诊断为：左前臂刀伤，左桡骨开放性骨折，伸肌群断裂，右髌骨开放性骨折，右膝刀伤，右外侧半月板损伤，此外还有两处刀伤和一处骨折。
“知道凶手有多狠了吧！”孙世朝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2005年1月24日凌晨1时左右，当时我还没睡，躺在床上看电视。在事发前几分钟，我听到门外一阵狗叫，也没在意。过了一会，门被踹开了，随即拥进十来个人，手持刀棍对我一阵乱打乱砍。当时我的妻子被惊醒，有人揪住她的头发，打了几拳，然后摁在地上，让她不要动不要喊。我的左臂当时被刀砍断，右腿膝盖处砍了一刀，骨头被砍掉一块，右脚后跟被削掉半截，左腿砍了两刀，身上被乱棍打得青紫，头上也打破一个口子。”
在孙还城村，记者采访了几名村民，他们面对采访起初很犹豫，当记者表示为他们保密后，他们才告诉记者：“孙世朝是个‘举报专家’。村里哪一家没有因为他的举报而收到过退回来的乱收的费用？从内心里，谁不感谢他？出事后，我们到他家去，看见床下血流满地，床上被子上都被鲜血浸透。看到那种惨状，当时就有人差点晕倒，有的还失声痛哭。”
举报，是他的“专长”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孙世朝的“特殊身份”，可能是他遭到砍伤的原因。孙世朝是远近闻名的“举报专家”，只要他举报，几乎每次都会成功。
孙世朝给记者讲述了他的一些举报事例：
2001年我们村进行农网改造，改造前已向每户收取了200元钱，5月份电改完毕后，村干部又向群众加收了70元。我后来找到了相关部门下发的文件，并向省电力公司咨询，知道上级规定只收190元。于是我找村干部讲理，迫于群众的压力，村干部拿出了电改的全部单据。我这才发现，电改中，仅仅10天内，他们在村小卖铺吃去2000多元。有了证据后，我打电话向省有关单位举报，又拿着材料向市电业局进行反映。市电业局领导办事非常认真，使这件事情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处理，交了270元钱的群众每人退了13元钱，尽管退的不多，但总算退了一部分。两个村干部因此事而辞职。
2003年，省里规定，必须向农户发放“明白卡”，并且农民的税费负担不得超过前年，还规定必须向农民开出正式收据。三项规定我们村都没有照办，“明白卡”被压在了村委会。我又向市财政局进行了反映，市财政局农税局宋局长亲自来我们村暗访，使事情得到了部分解决。
2003年9月份，县有关部门组织民工去新疆摘棉花，我们镇去了200人。根据协议，民工生活费每人每月不超过90元，事后统一扣除。摘棉花两个月，本应扣除生活费180元，但有关部门结算时，每人扣了三四百元不等，我去县里有关部门讨说法，在城里住了两天，最后最多的每人退了多扣费用200多元。
2003年秋季，我们这里发生了涝灾，庄稼几乎绝收。我从电视上看到省里筹集6亿多元救灾款。我找到一位村干部，问政策落实到我们这里没有。村干部说，每人3块钱，但镇里没给，已抵挖河集资款了。我知道赈灾款任何人不得挪用，又问他开仓借粮的事为何不向群众公布，他支支吾吾。在2004年收农业税时，我向市财政局等单位举报了此事，很快得到了解决，每亩地退给农民1.6元钱。
针对孙世朝谈到的上述情况，记者采访了涉及的部分部门和相关群众。
濮阳市电业局纪检委副书记王殿安是当年调查孙还城村反映的电业方面问题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2002年初《河南日报》以“来信照登”的形式刊发了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省电业部门非常重视，让濮阳市电业局落实此事。他们组成调查组调查后发现，农网改造高出的费用主要高在了村里吃饭上。调查组随即向省里汇报并向当地政府进行了通报，后来退还了群众部分费用。
濮阳市财政局的一位领导对孙世朝反映的问题曾在孙还城村进行了暗访。暗访后，这位领导还找到了孙世朝本人，和镇领导进行了座谈，最终把问题解决了。
一位姓孙的当时的村干部告诉记者，赴新疆摘棉花农民生活费被多扣后，经过孙世朝的反映，县里有关部门确实把多扣的钱退了。“有人曾塞钱给我”
孙世朝说：“有人曾塞钱给我，想让我‘就此为止’。”谈到此事，他满面羞愧，因为他收下了钱－－虽然他收钱是因为有种种隐忧。“这些钱我一直没有动，准备在没有隐忧时再上交。被砍伤后，因家里实在凑不齐医疗费才动用了这些钱，这是我的耻辱！”
孙世朝告诉记者：“2003年秋天，我举报一所小学不按一费制收费，而且还向学生收取试卷费、向学生销售盗版读物一事，县有关部门虽然对此进行了查处，但结果仅仅是每名学生退了5毛钱。查处盗版读物时，学校竟然事先得知消息，让学生把违规读物全部交上去藏起来。每次检查，这所学校的老师都事先安排让学生说假话。明明交了120元，却让学生说交了80元。
主管这所学校的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可能听说是我举报的，找到我家，硬拉我到镇上去吃饭，并讲了一大堆难处。我的孩子也在上学，我恐怕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就没敢深究下去。谁料第二年有两所学校还是不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违规金额超出近一倍，还向小学升初中的学生违规收取了15元的报名费。在2004年收麦的时候，我举报后，市电台曝了光，但最终还是没有退还学生一分钱。今年，还是不按一费制收费，严重加重了学生家长负担。
市电台曝光后，上次找我的那俩人又把我拉进了饭店，让我就此为止，并硬塞给我900元钱。我不敢不接－－我担心有人会刁难我的孩子。这些钱是昧心的钱，我一直为此深感不安和愧疚。”
“举报专家”爱记日记
记者采访到的村民之所以称孙世朝为“专家”，是因为孙世朝的举报成功率很高。记者了解到，为了举报成功，他处处留意查找、学习、记录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他还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他把厚厚一本日记称作“举报日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些端庄、潇洒的钢笔字体出自一位初中毕业的农民之手－－孙世朝上学时喜欢美术，毕业后曾经有一段时间靠刻字、装潢为生。
“举报日记”后面的通讯录里，有孙世朝多年来搜集的近百个政府部门的电话以及新闻媒体的新闻热线号码、记者的联系方式。这是他的举报途径。
在“举报日记”的开篇，他写道：见义勇为、扶正祛邪，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美德好像消失了，有人头脑变得麻木了，人心变得冷漠了……今生今世，我将以百姓的利益为重，不为功名利禄，正人必先正己，己身正说话才有分量……为农民讨回应得的公道，己身正，难道我还怕什么吗？
孙世朝经常在“举报日记”中总结自己。
2003年12月8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我非常高兴，打电话从×书记口中得知去新疆摘棉花人员的生活费将退回来一部分。虽然往来奔波非常辛苦，自己也花了一些钱，但取得了一些成果。经过我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毕竟替许多摘花工讨回了公道，也挽回了一定损失……”
2003年12月12日的日记写道：“今日我非常高兴，晚上喝了两次酒。老百姓去新疆摘花每人退了一百多块钱，最多的退了两百多块钱。虽然自己吃点亏，但换来大家都快乐、满意，自己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今后希望大家都能觉醒，敢于为自己讨公道……”
2004年6月19日的日记写道：“昨天晚上，村干部×××到我家询问去年减免农业税的事。我们就村里存在的问题和村子未来的发展谈了很多。最后我提出就国家退税一事在广播上公布并且在前后街各贴一张公告……此事在日后召开的全体村民大会上将会有一定的结论，希望村干部能知过改过，引以为戒。”
“举报日记”直斥冷漠官员
孙世朝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对不少素质高、作风硬、效率高的政府官员由衷的赞叹，也有不少官员被他斥责－－尽管孙世朝常常能够举报成功，举报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冷漠的官员和低下的办事效率让他愤愤不平：
2004年5月26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我向一部门投诉小学升初中收取报名费一事，一位姓刘的同志接了电话，并明确表示这是乱收费，并可能在下一星期查处。今天为了这些，4次通过114查号台查有关部门的号码，另外又打了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人能给予合理明确的答复，这种办事态度和效率难道不也是一种可怕甚至可恶的现象吗？”
2004年7月28日的日记写道：“……打电话到县× ×局，他们不但不告诉老百姓应该得到多少钱，反而说什么你告到市里、你告到国务院去更好。作为一个干部，人民的公仆，说这样的话你们就不感到羞愧吗？古代的官吏尚知‘上分君忧，下解民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请问冷漠的干部，不为百姓办事的官，当着有什么意思呢？不过一个官架子而已吧！”
2004年8月2日的日记写道：“不少干部我是得罪了……通过一些事情，我明白了老百姓为什么有些事情敢怒而不敢言，实在是压力太大，个别不作为的干部好像一座无形的高山，看上去无法撼动……以后我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不管头上的山有多高多险，只要自己坚持正义，问心无愧，我看不作为干部的那座山早晚会灰飞烟灭，土崩瓦解。早晚会有这一天的。”
“我不是‘神经蛋’”
有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知道孙世朝是在为群众干好事，但在“分享成果”的同时，还是有个别人说他是“神经蛋”，甚至说他“不务正业”，“这也难怪，现在谁不忙着发家致富呢？”
采访中，有一个问题萦绕在记者心头：世俗地看，孙世朝是一个精明的农村青年，而且又有一手刻字、装潢的手艺，致富对他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从孙世朝的日记来看，几年来，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举报当中去，而且，他为此花费了不少电话费、交通费，他的三口之家靠什么生活呢？
当记者把问题提出之后，孙世朝的妻子张爱民的眼圈红了，长长地叹息过后，她说：“以前他在镇上做刻字，为一些单位制作宣传板报的装潢生意，还能有些收入。后来电脑刻字普及后，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他又到北京、濮阳市等地方为装修公司打工，也能有些收入。然而，这几年他就没好好挣过钱，出去打工也少了，后来我才发现他在干举报的事。因为这，俺俩成天吵架，人家都想法挣钱哩，你操这个心干啥？他好多事都瞒着我和公公，因为他怕我吵他。跑这事儿他不让老百姓掏钱，还要自己贴钱，村里人当然都知道他的好，你想啊，光摘棉花的事儿每个人都退了恁多钱！可人家说声‘好’你能当饭吃吗？”
孙世朝听罢妻子的话，泪水打湿了盖着的被子，他哽咽着说：“她跟着我……受罪了，也担惊受怕了……她对家的贡献比我大，她去外地摘棉花、去打工挣钱……我不是神经蛋，我爱老婆孩子，爱父母……”
在孙世朝的日记里，有几处写到了他对妻子的愧疚、深情。2004年11月9日，妻子去新疆摘棉花期间，他在日记里写道：“思妻念子，让人牵肠挂肚……今晚妻子要到家，深秋雨寒，不知需不需要接她去……夜沉沉念子意更浓，雨沥沥思妻情亦切。”记者把这些内容念给张爱民听，她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中流出。许久，她倒出一把药丸递给丈夫：“该吃药了……”
“谁砍他谁是俺的敌人”
孙世朝坚持认为是有人对他进行报复，把他几年来举报的情况、怀疑到的对象告诉了警方。记者采访到的村民也说，肯定是因为举报的事得罪了人，“他懂得太多了，懂得政策、法律，他把这些知识都用到给大家伙争权益上了。叫俺看，他是个大英雄！谁砍他，就是俺的敌人”！
2月23日，记者采访了负责孙世朝案侦破的濮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8中队中队长石红杰。他告诉记者，公安局接到报警后非常重视此案，大队领导亲自出了现场。他说，行凶报复有可能。孙世朝本身好举报不正之风，得罪的人比较多，排查涉及的面比较大。如果是行凶报复的话，雇凶的可能不能排除。针对孙世朝反映的几名重点嫌疑人，警方采取了控制措施，但经初步调查，因为这几人没有作案时间，只好放了。他最后说，警方当然希望能够尽快破案。
3月8日，记者拨通了石红杰的手机，他告诉记者，孙世朝案的侦破仍未有大的进展，现在很多警力投入到新发生的一个案件中。
孙世朝的父亲孙志宽说：“明知道他做的是好事，也不想让他干了。我嫌他管得宽，管得多。他出事后，他的母亲哭了好多天，哭成了肺炎，又花了好多钱。”孙志宽拿出了一个账单，“世朝出事后，为了治伤，到2月20日他共向18家亲戚、邻居借了9800元钱，这还不包括我借来的钱。”
“还是恨我的人少，感谢我的人多。我出事后不是有好多人提着鸡蛋来看望我吗？”孙世朝对父亲说。父亲一时无话。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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