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放眼看去，隐隐窥见“存在之深渊”的哲人们往往像孩子一样屡屡体验到震惊和惶恐的感觉。不必举太多的名字了，即使那位在哲学上完成了“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也仍然敬畏着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即使那位被视为最具颠覆性、宣告了上帝死亡的尼采，也依然偏执地要守护“高贵的精神”。而大量有着宗教偏好的人，更是对于神圣怀有充分的敬意和畏惧。爱默生“被我们所探索的无边的宇宙所慑服”，认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用一点小家子气的聪明来把握世界而已。赫舍尔问：人是什么？一条在卵石和土地上蠕动的虫；一个在无边无际的浩渺宇宙中盲目浮游的小生物。而克尔凯郭尔则把敬畏升华成了一种美学。
然而，就像童年时做过的梦一样，敬畏也被长期地遗忘了。“科学”获得了殊荣，戴上了人类一切心智活动的冠冕。“科学”也就慢慢膨胀起来，忘乎所以起来，对于另外的思想路径表示出了傲慢和偏见。“征服”是它的一个习惯用语，浑然不觉所谓的征服者只不过是宇宙苍穹中的一条“寄生虫”。这种狂妄的“科学”信奉“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对于自然只知驯服、利用、掠夺，而从来不敬天道，不畏天命。正是在这样的征服过程中，人类群体逐渐失去了家园感，人变成了“废墟上的神祗”。事实上，真正的科学精神恰恰被这种自私的、人类中心的实用主义所玷污。科学本来的目的是要消除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异乡感，然而一味横行、毫无节制的后果是，我们的家园已满目疮痍，我们时时受到报复。真正的智者在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谦卑而抱有敬畏之心的。且来听听一位大哲学家与一位大科学家的悖论式的名言吧。苏格拉底说：我惟一知道的是我其实一无所知。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惟一不可理解的是它竟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必须认识到人的局限，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技术的边界和欲望的边界。对于个体来说，没有了敬畏之心也必然意味着失去生活的根基、价值的底线。亵渎神圣、佛头着粪、游戏到底、快感至上，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惯用伎俩和大致面目。躲避崇高，解构意义，无知者无畏，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借用韩少功的话说：“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于是，肠胃和生殖器成为最重要的器官，身体成为惟一的信仰，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生命不再是一个奇迹，仅仅是一只盛满欲望的口袋。而总有一天，失去边界和底线的放纵会反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怀有一份敬畏，我们这些偶然闯入这个世界的人，才会反思自己的境遇，才会敛神净心，才会仰望星空。而那遥远的清冷的永恒星光，将会抚慰人类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