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少春
我是55年出生在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农村，儿时的记忆都是噩梦。59年、60年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就没见过粮食，填肚子的是各种野菜、半偷不偷来的胡萝卜等。因为我们那里不种桑树，所以想吃树皮、树叶也找不到。记得有一次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向大一点的孩子要黄豆吃，那大一点的孩子说：“你来喝我的尿，我就给你几个吃。”那小伙伴一点没有迟疑地蹲在地上张开小嘴等待尿的到来。喝完两口尿，才得到了几粒半生不熟的小黄豆。住在我们家不远的一位大娘，人家告诉她：“你快去家看看吧，好象你那儿子快死了。”但她却呆若木鸡地说：“我算他昨天就要死的。”说完话，却仍不见她要回家的迹象。我们村上有一家七口人全部死光。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庄子上就有一个老太太亲手杀死了邻居家的一个小孩，放在锅里面煮。因为人饿到那种程度，嗅觉是极其灵敏的，她把门关得再紧、锅盖得再严，那香味也传得很远，所以在她没有来得及吃的时候，就被很多人发现了。
我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多，身体也比我好一些。因为我爸爸当时在一个离家七、八里路的医院里当院长，所以哥哥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往那儿跑，多少也能弄一点东西吃。哥哥说路上有很多死人，他也不知道害怕，那真叫“路倒”，就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我父亲后来给我们说，医院也没什么病要给治的，就是准备点黄豆面，有所谓的病人来的时候，喂几口黄豆面汤就行了，都是浮肿病。
一次母亲背着我去二十五里外的姥姥家，看能不能弄点吃的。在月光下，我老远就看见地上有一个指头大小的胡萝卜，我挣扎着从妈妈背上下来，飞快踉跄地向那个宝贝跑去，上面有很多泥土也顾不上擦掉就塞到了嘴里。到了姥姥、老姨家后，也使她们很为难，就从旁边的酒厂里买了些酒糟回来，倒在地上捡那里面的发酸、发霉、变黑的山芋干片吃。我后来很能喝酒，就有人开玩笑说，我的酒量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但是就是在离我们家只有十几米远的粮站大仓库里却堆满着又白又大的山芋干。我们很多小孩都经常跑过去从门缝里扒一块两块出来吃。有一次我的手刚一伸进去就被一只脚猛踩了一下，现在想起来右手还隐隐作痛。后来知道了那是站长的儿子干的。在吃大食堂的时候，如果谁家的烟囱冒烟，很快就会有人来，会把你家所有吃的东西、锅、碗什么都抄走，可能还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哥哥后面排队领饭，说是饭，其实就是野菜汤加一点面粉，确确实实是可以照出影子来的。那打饭的大娘（我们称呼她二舅母）看见打给我哥哥的饭里有一个豆粒大小的面疙瘩，赶紧说：“回去给你妈讲，我给你盛个疙瘩。”她也是无意中盛进去的，但那汤的透明度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外乡人，三十多岁的汉子被村里的几个人活活地打死了，原因就是他吃了食堂的饭而没有去给生产队干活。
我们这一辈子人真是先天不足，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又使得我们后天营养不良。当学生的不上课，整天的“开门办学”，上山砍柴给学校留着卖钱；下河挖砂给公社铺路。要么就是下地干农活或到校办工厂做工，反正不让你进课堂。就是在教室里那也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或什么领导给你上课。我们已经是农民的儿子了，但还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是由于自己灵魂深处的不甘心，才在不知不觉中主动地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也才没有彻底地浪费了那些美好年华，才在七七年恢复高考中考上了学校。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多少年来都难以忘怀的，每每想起就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无以复加的愤恨。我们村上有一位老人叫程帮俊，他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因为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在一次集体枪毙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把他拉出去“陪斩”。行刑前也没有说不枪毙谁。枪响后他已经魂不附体了。旁边的人告诉他你真的没死，他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当时他抱着头拼命往家跑，闩上房门昏睡了几天不敢见任何人。
共产邪灵真是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中国共产党不灭，真的是天地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