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94年4月，我从合肥第二期学习班回到北京，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累得不得了。下期是长春，长春是老师的家乡。俗话说，人杰地灵，去老师的家乡看看，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又上了火车。车到了长春站，长春的学员举着牌子轮流值班接外地来的学员，我们被安排到离城中心较远的一个旅馆，因为那里很便宜。一路上带队的长春学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着情况，大家初来乍到都很新鲜，早忘了疲劳，都高兴地从公共汽车的车窗向外望着。忽然，这位长春学员手指着远处说：“快看，那是老师的家！”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栋极普通的没贴面的砖楼，顶多四、五层高，老师这么大本事却住在这样的地方，太不容易了。大家心中默默地升起敬意，半天望着不说话。
那次开班在吉林大学的鸣放宫。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很多，老师办了两个班，早班上午9点～11点，晚班下午7点～9点。早班的票我早就买了，可晚班的票买不上。第一天上午下课后，回到宿舍总不定神儿，我们是来听课的，明知道老师晚上还在上课，可我们在宿舍里呆着，不是味儿。第二天上完课，我们没回旅馆，在礼堂外的草地上呆着，一直等到晚班开课的时候，大家站在门口希望能买到退票进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一群人眼巴巴地望着。突然一个学员在我边上说：“谁要票？”我很高兴，一把拿过来，把钱塞给他。我高高兴兴地走进礼堂，准备落位，只见一个熟悉的老学员远远地奔过来喊：“我正到处找你。”我想：“完了，这张票是保不住了。”果不其然，她说青海来了一个学员，第一次来听课，普通话听不太懂，想再听一遍，你是老学员，把票让给新学员吧，她是第一个从青海来学的。我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票交出去，就又站到了大门口。人都进去了，早就上课了，我们这些没票的仍在门口站着。这时礼堂的管理人员把正门关了，零星出入在侧面的一个小门，我们就向那小门走去。在离小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青人，刚才我就看他站在那里，也不吭声。当我走过他时，他忽然问我：你要票吗？我一愣，马上脱口：要！他把票给了我，我赶紧把手里攥着的那位青海人给我的票钱塞给他。我又有票了！看着周围羡慕的目光，我很不好意思，就对边上一个也是老跟班的郑州的小伙子说，你进去吧。他说：这是该你去的，你就去吧。当时鸣放宫的地下室在办舞会，买张舞票从小门进去就可以到听课的大厅，可大家都没这么做。天津的一个小伙子说，如果我们做了这样骗人的事，即便能进去听课，也什么得不到。后来听说，我进去后又过了很长时间，礼堂的看门人看到学员这样的锲而不舍很感动，就把守在门口的学员都放进去了。
那期班，我们分小组和老师合影，大家自动组合，老师挨个和大家一起照。老师每天从家中走去上课，有的学员有开车的方便，想请老师坐车，老师都婉言谢绝了。
我们住的旅馆离吉林大学很远，那时公共车票还很便宜，只要几毛钱，有的学员每天很早就上路。有一次我问一个学员，这么远你怎么不坐车？他说：爱人不支持，所以他一分钱一分钱地省，能攒出点钱，就又可以参加一个班。我听了很感动。这是老师在家乡办的最后一期班，最后一堂课结束时，老师给家乡的人说了一番话，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我和几个学员的车票，开车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了，可大家还在听老师讲话，不愿走。离开鸣放宫冲到马路上，只剩十几分钟了。我想赶不上火车可麻烦了，票是很不容易才托人买上的，是硬座而且要到天津再转北京。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帮帮忙开快点，十分钟赶到。出租车在车站广场的外边停住了，离站台还远的很呢，只有几分钟了，也不知哪个站台。天津的小伙子提着我的沉重的箱子飞也似地跑，几个人扛着行李飞跑，什么都来不及想，进了车站径直上了站台，也没走错，只见天津的小伙子一脚踏上火车扑通就跪倒了，火车瞬间就开了。那天真是奇迹。
听说5月29日在成都办班。前面的一期是重庆。我想成都以前没办过班就没有法轮功辅导站。一路上见到老师这么辛苦，在天津办班时，住的是二十几元人民币的旅馆，不能洗澡。我们听完课回去睡觉，可老师 24小时都在给我们调整，就这样还有人硬是找到老师的住所，进去磕头不起来，让老师给他家里人治病，老师怎么讲也不听。面对这芸芸众生，什么样的人心都有，老学员心里都很难过，从来不到老师跟前凑，希望老师能多休息一会儿。当时我先生在成都工作，我想利用这便利条件，看看能帮点什么忙，于是就先去了成都。到成都找到气功协会，说我可以出车，有什么要做的，我一定尽力帮忙。气功协会是自负盈亏的，办气功班是为了挣钱，所以很抠门。
那天老师从火车上下来，同车还有很多从重庆跟过来的学员，已是5月下旬，南方已很热了，车里没有空调，个个风尘仆仆，随行的工作人员背着大捆大捆的书－－《法轮功》（修订本），汗流浃背。气功协会来了一辆夏利出租，老师让同行的人拿着东西先走了。我先生去停车场想把车开到出站口，让老师少走几步。车刚出停车场，顿时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水泄不通，也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车，幸好我先生的车是进口的，自动变速，所以启动快点，使出浑身解数才冲出包围，急得嘴里起了一串火泡，结果让老师足足站在车站前等了四十几分钟，我心里这份抱歉好几天都平静不下来。后来听老师说这是干扰，一路上碰到的这些麻烦太多了。
成都的班在一个招待所的礼堂。老师办班从来不做广告，那时各种气功班多了，人们也不在乎，所以第一天开课人没坐满，可一听老师的课就大不一样，于是消息急速地传开，到结束时已有800多人。每天上完课，我先生开车送老师回旅馆，大家都磨磨蹭蹭的看到老师上车了才回家。能为老师减轻点疲劳，心里非常高兴和安慰。
我们的班是独立的，既不和社会上有什么交道，气功协会也只收钱。老师出来传功，行程、食宿都要自己安排，实在是太辛苦了。
在成都的那段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我跟随老师去了许多地方。头一天是去文殊院。我们的车在前面，同车的还有一位香港的商人，他听说成都要办班就一直在成都等着，他的国语说不好，所以听课有些困难，老师一路上在给他讲解。
几天后，老师去青城山，同行的有大连站长、贵州站长、武汉站长和其他几位学员。那次我突然明白了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意思。我这样的身体居然爬上山顶又走下来。回来后，我先生的同事大吃一惊。成都班结束后，我们和老师去了乐山和峨眉山。出罗汉堂时，后面的和尚在说，这群人了不得。显然他看到了什么。峨眉山确实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在金顶我对天目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感觉。跟着老师走了一圈，神的事情太多，我的大脑有点承受不住，我想起了《西游记》，还有一系列的传说，我问老师：怎么神话故事都成了真的？老师说：神话故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下一期是郑州，好不容易买到了卧铺票，我和老师同乘一次车去郑州。上车那天，天很热，进站时，挤得不得了，老师和我们一样拿着东西，汗流浃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点办法也没有。上车才知道是加挂的最后一节车厢，和前面不是一个局的，列车是成都局的，这一节是郑州局的，前面的列车不管这节车厢的一切供应，连水也不给，通向前面车厢的门也给锁了。这节车厢上还有其他一些学员。我心里很着急，路上只有方便面，可没热水怎么办？我和同行的武汉学员找了一只水壶，停车的时候跑下去，从前面车厢上去，灌满开水，可跑回这节车厢的时间就没有了，只好在前面的车厢站到下一站再下车，从站台上跑回这节车厢来。这点水也仅够喝水，每顿饭给老师泡一碗方便面。我们和老师一起买的票共6张，是这节车厢旅客的最后一个格子，也就是最后面的车尾了。车过华山时，老师站在车尾，那节车厢后连接处的门上没玻璃，老师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远山。我当时很纳闷，想老师在看什么呢？也好奇地走过去望望。老师告诉我，华山上很多修道的人都下来了，来看望老师，跟着火车走。老师问他们：你看我的弟子如何？他们有的都修了很久，说没有几个能比上的。这些人一直跟到郑州听法。后来老师在讲课时讲到了那天的事。
郑州班几乎是条件最差的，气功协会找了一个废弃的体育馆，中间是一块破旧的地板，四周的看台是砖头砌的台阶，残缺不全，古老的窗户有的连玻璃也没有，让我们的老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讲课，真是没法说，老学员都叹口气。6月11日开班，几天后的周末，那天是下午4点上课，课上到中间，突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大雨加着冰雹，铺天盖地下来，雨从窗户“潲”进来，看台上的人动起来向里边拥，一会儿核桃大的冰雹砸下来，体育馆的铁皮顶震得巨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狂风暴雨、冰雹，还有雷电，响作一团。我当时坐在面对讲台左边的地板上，只想自己是老学员，要守住心性，不能添乱，就静静地坐着，尽量挤着点给从看台上下来的人留点地方。冰雹砸得更厉害了，似乎想把这个屋顶砸通，老师的讲台上方屋顶漏了，雨水哗哗流下来，紧接着跳闸了，灯灭了，一片漆黑。这一切发生只有几分钟。大家望着老师，有的静静地打坐，我心里在着急，怎么办呢？只听老师说，谁在上面？再看老师微闭双目，双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胸前。跟前的学员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有学员在讲，快看老师的手上。一会儿老师用手一攥，好象把什么东西抓在手里，随即把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打开，把水喝了，然后把手里的东西装在了瓶子里。这时雨停了，太阳露了出来，阳光照进了屋子，大家鼓掌欢呼。之后老师坐在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老师说，我给你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把很多东西摘掉了。这时灯一个个亮了，继续上课。事后，经常跟班的一个郑州小伙子说，当时他在控制室，跳闸后线路上一直没有电，可灯却一个接一个亮了。那天下课后，出来看到街上的树劈了不少，卖冰棍的老太太拉住我们问：刚才的事是你们招来的吧？我吃了一惊，老百姓居然也懂这些。第二天郑州的报纸报道许多地方屋顶都掀了，气象局一阵惊慌，说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气功协会的主办人说：今儿见了个大世面。第二天，郑州市市长来到课堂上，恭敬地去和老师握手。据说他和他的儿媳妇来参加我们的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