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透露出一些颇为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一，一部电影的发行居然需要层级如此高的国家领导人定夺，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国家领导人居然对此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亦令人匪夷所思。怪不得中国的发展迟迟未能走上正轨，就是因为最高领导人的时间精力以及智力都花在了政审上。一个人被推上国家领导人，自然肩负着改善国计民生的重任，却为这些芝麻大小的事情费神，实在对不住拿那份工资。
二，过去如此，想必现在也一样。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去世到治丧，中共的处理方式便显然花费了国家领导人不少气力。为前总书记操心，那倒还是说得过去的──从对死人的态度，是可以看得出对活着人的态度的。但且慢，他们关心的却是要极力将事情压下来，而不是给予死人以尊严。实际上，他们连发新闻稿这样的小事，也不需别人动笔，而是全国都用他们起草的新闻稿。这又是一件匪又所思之事。有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还需要那些记者报社电台电视台干什么？愚人愚己，国家领导人实在不过是蠢不可及的小人而已。
三，赵紫阳为何压下《天云山传奇》？也许我们从王扬生在去年写下的的《叩访富强胡同六号》中得到部份答案。
在该长篇访问中，赵紫阳谈到毛泽东，谈到反右运动。赵为毛泽东以及反右运动辩护。他说：“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而对于毛泽东自称为“阳谋”的说法，赵亦认为是毛“后来的托辞”。讲到当时的情况，他说：“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以赵紫阳宽容的性格，也“受不了”，可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一回事。
赵又谈到中共当时处理的步骤：“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 ‘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硬着头皮顶住呢？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据，赵是否在当时的运动中紧跟“党中央”，而做出错事傻事？很有可能。试想想，当时的赵紫阳年当三十七、八岁，尚是血气方刚之年，事业顺利之时，看见有人欲在其头上做窝，自然由“受不了”而“硬着头皮顶住”。
赵紫阳指出：“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有理由相信，赵紫阳也是反对大鸣大放的。而他又认为毛泽东的阳谋说，不过是回击党外人士的狡辩之词，同时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
赵对反右的结论是：共产党各级干部当时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实际上，中共的各级干部如今何赏又学会听取不同意见了呢？日前人民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讲到党内民主时总结为：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厘，普通党员没有真理。几十年的统治，并未能使中共的干部班子变得更为讲理，更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知道赵紫阳当时的情况，赵紫阳为何要将《天云山传奇》打入冷宫的原因已不言自明。因为他可能参与了“反右”，甚至可能是“反右”的积极份子。
赵紫阳关于反右运动的描述，亦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除了他是反右运动的先锋外，比他更积极的是邓小平。赵紫阳说：“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
阳谋论中有个说法，叫“引蛇出洞”。而在各类反右运动的历史记载中，亦可见到放长线钓大鱼的说法。但“放长线钓大鱼”说源自于邓小平，笔者不学，倒是第一次听说。作为当时中共的主要决策参与者之一，邓小平的说法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亦或在后来甚至影响毛泽东？甚至他就是“阳谋论”的始作俑者呢？这尚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邓小平当时是贯彻反右运动的急先锋。笔者尝试寻找邓小平在反右运动前后的情况，但却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有的干脆跳过，有的则语焉不详，而有的则只讲他在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反右运动与他没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正如赵紫阳所说，邓小平到广东动员反右派，提出放长线钓大鱼的说法，都说明了中共在反右的历史错误中，邓小平并未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与，甚至充当打手。
另外，从赵紫阳对邓小平“不喜欢辩论”的性格特征来分析，“大鸣大放”连赵紫阳都受不了，邓小平自然也受不了，“反右”是合乎他的性格的。
另外，以当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员中的崇高地位，除了彭德怀敢向他捋虎须之外，其他人对他都心怀敬畏。而从赵紫阳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情感来看，邓小平对毛泽东相信亦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五十年代，邓小平也许认为，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不容反对的。当然，那时他还不知道，即使绱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