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河南省武陟县圪当店村黑恶势力，借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机，成立非法组织 “3300总部”。2001年7月，翟汝哲被任命为乡长后, 非法组织改头换面为“圪当店乡政府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翟汝哲任组长，配备了警服、车辆、头盔、棍棒。他们以讨债为名为非作歹、非法拘禁，在私人住宅搭灵棚、抢粮；抢商店；哄抢村委财产；侵吞变卖公民住宅；侵吞变卖集体财产价值达250多万元。
2002年大年初一，他们以讨账为名，在张留安家搭灵棚敲诈勒索；大年初三，在赵启章家搭灵棚敲诈勒索未果(详见《大河报》2002年2月22日报道)。
滥用职权上访人蒙冤入狱
搭灵棚事件发生后，张留安到县委上访。因市人大召开，为所谓安定，县里成立所谓“工作组”到村调查，但骗过市人大会结束后，再无结果。无奈，张向市、省反映，并持省信访局信件寻见武陟县委领导,要求依法处理此事。因全国人大召开会议，县委领导答应处理。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张多次询问，有关领导置之不理。张留安表示如不处理，将继续上访。
2002年11月10日，武陟县委为阻止上访，责令武陟县公安局以“职务侵占罪”对个体户张留安执行刑拘及搜查。家中账目、手续、上访资料等被抢走(张未在家)。
2002年11月8日始，武陟县公安局将张留安的儿子张森，以各种名义非法拘禁达13天，无任何手续，未通知家属，没收张森的手机两部。至今未还(同时，被非法拘禁的还有村民曹建中10天，周希顺2天)。
2002年12月底，张留安进京向新闻媒体及国家信访机构反映情况。范涛得知后，于2003年1月20日指使武陟县公安局以“职务侵占罪”为由哄骗北京警方，北京警方将张留安从《南方周末》报社北京办事处带往北京市秦城监狱羁押，武陟县又将张转至河南修武县看守所，异地羁押，后又转至河南省博爱县看守所。
2002年4月5日，随父经商的儿子张森被以“职务侵占”罪共犯刑拘后逮捕。并扣押张父子的红旗和桑塔纳轿车两辆、手机两部(共四部)。
2003年8月26日，迫于县委领导的淫威，武陟县检察院将一起民事纠纷向法院提出公诉。
2003年10月5日(一审)，由于县委领导的干预，县法院对张判刑五年，其子张森也被株连，以共犯判刑2年。
2003年12月16日(二审)，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4年2月6日(重一审)，在无罪证据更多的情况下，武陟县法院仍维持原一审判决。
2004年4月30日前后 (重二审间)，武陟县公安局非法侦查、提审，更换重要证据(工资表)，而更换后的工资表又恰恰说明了张留安不是武陟县第三造纸厂的职工(证人当庭作证)。
2004年7月26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清理超期羁押的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指使武陟县公安局将张留安父子变相羁押在武陟县电力宾馆内，有四位民警日夜看守。
2004年10月，中央及省内几家新闻媒体对此案予以监督，县委领导指使公安局副局长陈鹏松找张留安谈心，劝诫其保证不再上访，可以将其父子释放，并退还扣押车辆及财物。在舆论监督的强大压力下，武陟县公安局不得不将张森释放，张留安又被公安非法拘禁在住宅中。
2004年12月，张留安向中央各部门领导写信举报县委领导恶行，要求公安退还非法扣押的车辆及财物。
2005年1月13日 ，县委领导召开政法会议，动用公安警力，将张留安从外地又押回武陟县看守所关押。
2005年1月5日，在武陟县政法委有关领导的协调下，焦作市中级法院法庭对张留安多次要求清算帐目的申请置之不理，判决张留安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其子张森免予刑事处罚。并违背法律规定“上诉不加刑”的原则，附加没收涉案赃款。
武陟县看守所羁押期间，县委领导通知看守所，家属不允许会见张留安，指使看守所干警对张进行“教训”。同期内武陟县看守所上报河南省监狱管理局申请入监罪犯5批次，送至监狱服刑的达几十人。而张留安仍被县委领导指令不许上报省监狱管理局，不许送至监狱，不许任何人会见、捎信……至今张留安被非法羁押在武陟县看守所内接受”教训“。
职务侵占纯属诬陷
在主体上，张留安与所谓被侵占的村办企业武陟县第三造纸厂（简称三厂）互为客户。三厂只是张的多个供货厂之一。期间，无劳动合同，无工资、福利、奖金、保险等任何法定待遇（劳动法）。张作为个体户，多厂进货。提货付现款，无款打欠条。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客户关系明确。
在主观上，张多次向三厂、村委、乡政府，县里、市里要求清算账目，有据可证，不存在侵占故意。
在客观上，因三纸厂换任频繁，帐目混乱。张与之互有手续及质量问题未结。用三厂厂长法人代表李合利的当庭证言：张持的收据款额比发的货款还多。
上访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百姓上访反映问题，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而越级上访，更是上访者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张留安怀着无比美好的愿望，期盼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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