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抓以前，我十分害怕这类场面。有一年（应该是1990年后），我骑摩托外出办事，正赶上道口过枪毙人的公开游街示众的车队。只见一个小伙子背上插着亡命招子，五花大绑，被两个武警士兵架在卡车上。
等车队过了后，我的两腿发软，踹不着摩托车了…
到了被抓进看守所，呆得时间长了（呆了13个月），反倒习以为常了。因为每个号里都有趟铁镣的死刑犯，特别是已被一审判了死刑，等待最高法院复核的那种人。他们穷横穷横的。对那些轻刑的在押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他们心里知道：不知哪会儿，核准了死刑，拉出去枪毙了，多活一天赚一天。和我处得关系比较好的，有一个徐姓死刑犯，他原来也是银行职员，因为用枪击伤领导（未死）而被判了死刑。他挺后悔，还积极写信揭发黑社会，想侥幸免死。他总喃喃地说：“我没打死人呀！”
二进宫或三进宫的老犯人对我说：“大哥，这小子找死呢。不揭发，兴许死不了；一揭发，惹急了外面的人，非买他死不可。”和我一起伙吃的老犯人“黑三”（年龄比我小）强烈要求调号（换囚室），怕受了徐的连累。
我俩调了号儿后，徐也跟了过来，没办法还得一起混。他三番五次地央求我代他写上诉，我也就答应了。终有一天，他的一位与他已经没来往的亲戚送来了一千块钱。他高兴坏了，说：“有救了，有救了。”于是，他补欠了我们的人情－－平时他和我们一起吃炒菜、包子、饺子总不拿钱──来了钱猛花一气。有经验的老犯人悄悄告诉我：“大哥，没戏了。他亲戚知道要枪毙，才给他最后送钱。”
这么一点，让我恍然大悟。小徐子连闯两关－－元旦没被枪毙，春节也过了。但，五一前他却“上了道”。
2000年4月27日清晨，我们的号门打开了，警员说了一声：“徐×，上道吧！”，小徐子扯了一大把卫生纸，垫进裤裆，他怕一听：“立即枪决”四个字时，尿了裤。门外两个武警士兵架住了他，他无可奈何地对武警说：“我不闹，别架我。”
号门仍然开着，警员开始按名单叫参加公捕公判的在押犯。我们号里有一个姓闫的小伙子（偷过一辆摩托车，入室偷过一些小物件）被点名去参加公捕公判大会。（后来被判了一年）。
按正常人看，他有些“缺火”－－智力不健全。所以，我总设法照顾他，并劝他别害怕，判不长。他知道我年纪大他十几岁，就喊我“伯伯”（即叔叔）。
当听到点自己的名字时，他一下子蒙了。抱住暖气管子说：“綦伯伯，你救救我！我犯了这么点儿事儿，怎么能枪毙呢！？”整号轰堂大笑。我劝他说：“没事儿，你还没下一审判决，怎么会枪毙？再说，你这回听到判决，说不定就放了。”
他半信半疑。我跟警员说：“我也想参加公判大会，不怕丢人，为得看看外面的风光。”“你想得倒美！”警员半玩笑半讽刺地回了我一句。
有了这句话，闫姓小伙子似乎有了谱儿，松开手跟了出去。
九点多，他被押回号儿，有人给他用热水冲了凉粥（──押出去时，还没吃饭），我扔给他两包方便面。没等方便面全泡开，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他浑身还在发抖。又冷又饿是一方面，精神紧张是主要原因。“綦伯伯，说真格的，押着小徐子的那辆车和押我们的这辆车岔开道儿，我才知道不枪毙我。”
我没回答他，拽过被子蒙上了头。我想：小闫子经历了公捕公判大会，可能一辈子不再犯法了，但可以肯定那个场面将是他终生的恶梦，会反复出现在他的梦里。服完刑后，他或许获得所谓的“新生”，但社会又多了一个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曾因思想文字入狱
──《观察》
